图书
李亦宁
2018-11-01
978-7-5203-3250-7
201千字
文化产业 改革 研究 中国
当今科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重组了传媒的生态空间,技术知识与经济效益的互动日益增加,媒介形式日趋多样,内容影响日趋丰富、复杂。在此态势下,需要从“文化自信”的高度来审视新时代高等教育应秉承的责任。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大学所培养的学生需满足“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有“相当准备”的共同要求。1943年由梅贻琦草拟提纲、潘光旦执笔完成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对相关思想也进行了类似的表述:“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以梅氏看来,技术化对大学固不可少,但只占有“适当的”位置;社会化和人文化更加重要,在大学应有“充分的”发展。有了社会、人文与技术三者相互渗透的大学,才能为工业化的中国培养出优秀人才。这无疑为已著西安工业大学新闻传播学科“文化·技术·市场”丛书之先鞭。显见,大学应当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镜”,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体。科技、经济与人文社会学科的联系与渗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结合,是当代大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并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的现实贡献。这也正是此套丛书编撰出版之初衷。用“文化·技术·市场”三个关键词,既能映照当今社会的热点部位,又能自然带入大学在新媒体时代的工作重心。与之适应,本丛书体现了三个特点:其一,情与理的统一。《中庸》曰:“善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而“中和”被认为是高尚的精神境界。其基点即认为人皆有情,感情的发抒必须与道德规范相吻合。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关于情与理的简洁说明。本丛书中《文化传播的媒介景观》《旗袍:身体与权力的播撒》的作品,前者以媒介变迁为经,文化传播为纬,探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媒介形式变化的特征与后果,以及媒介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后者以近代《月份牌》《良友》杂志中出现的旗袍为对象,梳理了其变迁的脉络,并深入探讨旗袍与身体、权力之间的关系。另一作品《镜像·光影·产业:新世纪以来陕西电影产业发展态势研究》旨在研究西部电影的范式创新,确立全新的电影伦理,为陕西电影产业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以上著作力争做到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其二,具象与抽象的统一。我们日常惯于“具象”的思维方式,不过不能忘记科学的“抽象”。抽象从具体出发又高于客体对象,带有普遍性。《文化·技术·市场——“互联网”视阈下的文化品牌塑造与传播》从文化建设的实体案例入手,集中探讨了新时期相关行业产业的发展问题;《品牌·传播·文化》则从畅销书角度切入,思考阐发产业变局中的传播现象。《定位·错位·移位》以1912—1949年西安易俗社在戏曲改良进程中的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主体、受众、渠道、内容、效果等方面的社会传播分析,探讨易俗社在改良传播中的得失。其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从人类科学史来看,其大体可以描述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不断分离与不断融合的过程,而每一次的新融合,就出现了科学上和人文上的双重繁荣景象。人们得出结论:只有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以体现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文精神为依托。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渐渐出现了脱离人文精神的趋势,即在最新的信息网络世界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再一次告诫人们:科技必须要有人文精神的浸润,由此提出了科技伦理的再建问题。科技伦理是以本国和人类优秀文化作为所籍的,科学家需有了这方面的修养,在他们身上才能体现出可亲可爱的人文浪漫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凡举各位著作者,执事孜孜以求,非穷其思、尽其力而不能停也,有感于大家在做一件弘扬优秀文化、守正学术业绩的好事,仅以寥寥数语,表示赞同!希望《文化·技术·市场》这类的图书出现得越多越好!于孟晨于未央湖畔2017年7月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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