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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40年

    RISING TIDE:40 YEA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GOING GLOBAL”

    王辉耀,苗绿

    2018-12-01

    978-7-5203-3690-1

    280千字

    32

    改革开放 关系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趋于革新,从单一渐变多元;中华民族从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到今天屹立于世界之巅。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首次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中国成为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国。40年,中国企业从青涩蜕变为成熟,从蜗居国内到闪耀于世界舞台的中间。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总数达到120家,与位居第一位的美国仅有6家的距离。40年,在历史长河中虽不过弹指一瞬间,却足以书写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职于原外经贸部,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的工作。当时,我曾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建议,得到胡耀邦同志的亲笔批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顺利“出海”并在海外健康发展。2008年,我和苗绿博士共同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领域的研究。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连续五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并连续五年举办“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获得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知名企业家、国际商务专家及跨国高端商务精英的鼎力支持,成为中国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其规模和层次都属于国内领先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国际高端交流平台。多年来,来自国内外政、商、学界的上千名国内外企业家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精彩务实的探讨,聚焦全球化最新动向,为新时代下建设中国开放型经济集思广益,共谋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回首中国企业“走出去”40年,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1年。1978年,尽管与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但是中国毅然坚定迈出了追赶的第一步。1978年秋天到1979年春天,短短数月,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正式建交……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而此时,作为时代主角之一的企业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企纷纷踏上改革探索之路;民企如大草原上的星星之火;外企则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到中国一试身手,他们通过销售商品或合资等方式进入中国,从1979年到1989年,有超过2.1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开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催生了中国的轿车、家电、饮料等现代产业的发展,并在无形中为这些企业日后走出国门,驰骋海外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只是零星出现,全球化经营的意识和实践水平都较低。第二个阶段:1992—2000年。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史无前例的迅猛之势席卷全世界,中国企业全球化意识逐渐觉醒。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备受鼓舞的中国企业由此进入生机勃勃的春天,创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也由此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90年代中后期,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先后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国内大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以海尔、海信、华为、万向、首钢等企业为代表的佼佼者开始远征海外。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数据,1991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10亿美元时代,经过1992年、1993年的两个小高峰以后略有回落,整个90年代实现了年均23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这个时期,直接出口仍是这些企业最主要的海外经营活动,其次是在海外建销售网、工程承包、合资等。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更多地是在黑暗里摸索,没有经验,亦缺乏借鉴。第三个阶段:2001—2007年。2001年12月,经历了多年的谈判,中国终于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化平台,中国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为了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国内开始对法律和关税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世界规则。“入世”从外部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在中国内部,社会形势也发展了巨大的变化。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步发展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时期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鼓励企业走向海外,参与全球竞争成为企业发展的基调。为了配合 “走出去”战略的落地实施,国务院于2004年7月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取消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施多年审批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性文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世界市场上与国际企业同台竞争。“入世”为中国企业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削平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门槛,使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与融入国际市场,有更多机会学习、借鉴与吸收国外企业先进的技术、运作与管理,使中国企业距离“世界500强”的目标更近一步。如联想并购IBM的 PC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业务,都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TCL并购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施耐德,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TFT-LCD业务,则帮助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技术或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步加深了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在有得有失的海外历练后,开始学会利用国际规则,超越一国的范围配置资源。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全球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逆全球化现象”,从民间走向政府,其思想和主张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开始影响政策。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投资审查为代表的投资保护主义盛行。此时,我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采取了国际国内 “双管齐下”的方式,以开放与合作的态度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位列全球第二,并超过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全球化实现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全面发展。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系统工程。“走出去”路径也呈现出多样性,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到海外上市,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到战略布局。通过对“走出去”企业案例的长期追踪,我们提出安营扎寨、借船出海、借鸡生蛋、海外产业园区、互联网模式复制海外、海外战略资源获取、“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海外战略股权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等企业全球化的十大路径,这些道路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40年的实践总结,路径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每种路径都有成功的典范,关键在于对路径的选择上,企业需要结合自身所处的产业特性、企业特点、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进行综合考虑,斟酌定夺。作为新兴市场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的道路上必然承受着额外的负重。国际人才缺乏难题、异域文化碰撞与冲击、合规风险的挑战、社会责任、品牌之殇等都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这些关键性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将决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能够走多远。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只想在国内或区域市场偏安一隅是不现实的,国际化是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家专门致力于企业国际化研究的智库,CCG将一如既往地持续追踪研究,汇聚跨国投资领域的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智慧,共同为“走出去”事业献计献策,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航程虽漫漫,巨轮已起航。期待中国企业能够百折不回,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最终在全球舞台上长袖善舞,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新型全球化贡献更大力量。是为序。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博士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博士2018年9月

  • 中国企业的创新道路:特色实践与政策演进

    陈志

    2020-06-01

    978-7-5203-7021-9

    190千字

    14

    企业创新 研究 中国

    本书从“中国式创新”这一热点问题切入,分析了中国企业创新的基本路径与成因,并选择重点创新模式,对典型企业的创新实践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不同创新道路的特点。同时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创新政策的演化,试图为未来创新政策的科学化、精准化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为未来中国企业创新提出具体建议。

  • 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2020

    Climate Index Report of Chinese SMEs(2020)

    池仁勇,刘道学,林汉川,秦志辉

    2020-10-01

    978-7-5203-7427-9

    378千字

    54

    中小企业 经济发展 研究报告 中国 2020

    《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2020)》为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的最新年度报告,主体内容由四篇十五章构成。第一篇为2019—2020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总体评述(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分析近一年来中国中小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及区域中小企业发展动态和新亮点,同时系统梳理了2019年以来国家及各地方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最新政策与法规(包括中小企业财税金融、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及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专项政策),并重点对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等政策进行了解读评述。第二篇为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测评(2020)(包括第四章至第六章),是本研究报告的核心部分。基于国内外相关最新前沿理论和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运用本报告确立的景气指数评价方法,收集选取统计数据、上市中小企业财务数据以及中小微企业景气监测问卷调查数据,计算出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七大地区的中小企业综合景气指数,系统总结了中国中小企业总体发展及不同区域发展的最新现状和动态趋势。在研究分析过程中,特别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及各地各行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篇为中国区域中小企业景气指数实证研究(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持续聚焦浙江省小微企业开展景气测评和区域实证分析。基于浙江小微企业景气监测最新数据,计算出2019年浙江11市和主要行业小微企业景气指数,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浙江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综合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第四篇为2020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热点专题研究(包括第九章至第十五章)。内容包括区域中小企业发展热点及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热点两大专题。区域热点跟踪研究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及新挑战,通过对长三角三省一市民营中小企业在发展规模与定位、科技创新与动能、创业生态与模式、国际竞争与影响力、绿色发展与资源、发展环境与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总结区域中小企业发展的特色优势,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专题,结合浙江案例具体调研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各类中小企业带来的诸多影响、政府扶持政策以及企业复工复产的最新现状及趋势,对促进后疫情时期中小企业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报告由池仁勇、刘道学等策划统撰,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浙江工业大学的“中小企业研究文库”系列著作,是撰写团队持续开展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协同攻关的最新标志性成果。报告书具有科学理论基础和可靠数据支撑,结合大量案例研究,深入分析中国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景气状况和动态趋势,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为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参考,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

  •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若干问题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

    2015-11-01

    978-7-5161-7177-6

    212千字

    16

    上市公司 企业管理 研究 中国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Chinese Academy o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成立于2006年,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机构之一,是一个以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为主体、从事高端金融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学术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把先进的研究方法,以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研究风格,应用于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学术研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股份制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种主要的企业形式。同时,企业管理模式也由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相统一的经典企业制度逐渐演化成为两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两权分离自然引发了委托—代理问题,即股东与经理层的目标利益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可能使得经理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违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目标,从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完善而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我国股份制企业改善经营、提高投资回报和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公司治理结构涵盖的方面很多,包括股权结构、经理层激励机制、董事会安排等。为了对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理论支撑,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考察我国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各方面的有效性和存在的问题。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的教师们,在从事各自领域的繁重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认真思考和关注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我们组成团队,共同攻关,借助现代金融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工具,对若干重要和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建议。本书分八章。第一章是对董事会治理、股权集中度与中国商业银行绩效实证研究,由何重达和朱小能撰写。第二章是对高管激励体系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由姜吕钢、李晗旭和李杰撰写。第三章是对股价崩盘风险与所有权结构的研究,由高文莲、李倩楠和吕笑辰撰写。第四章是对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相互作用研究,由李晟撰写。第五章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性研究,由李建栋撰写。第六章是对公司员工因素对收购公告期间异常收益的影响研究,由Surasak (Matt) Ngammekchai和吴仰儒撰写。第七章是对中国A股市场公司股权结构与股价同步性研究,由刘芳和石琳撰写。第八章是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关系研究,由卢钧和苏皓撰写。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衷心地希望能够呈现给读者一部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有价值的参考书。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才识有限,时间紧迫,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吴仰儒2015年7月

  •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体系研究

    郭剑鸣

    2015-06-01

    978-7-5161-6248-4

    279千字

    78

    城市 公用事业 政府监督 监管制度 研究 中国

    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市公用事业的供给能力,提高了服务水平,但仍然存在供需矛盾突出、事故频发、企业运行效率低下、公用产品价格上涨较快、服务质量不高和安全保障不力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城市公用事业的监管。但是,中国城市公用事业面广、线长、问题复杂,对有限的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构成很大压力和挑战。加之,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脱胎于计划体制,不少公用事业服务供应商是由传统的管办一体公用事业机构翻牌而来,与政府监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更考验着监管部门的监管动力。因此,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和健全对政府监管的多元监督体系。有效的政府监管需要以良好的监管治理为基础,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机制是城市公用事业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本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监管体系创新研究”子课题,专门研究“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体系”,旨在立足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具体国情以及社会公众的专业知识、参与意识、体制条件和城市典型公用事业监管的技术特点等因素,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建立多元的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机制的有益经验,从强化立法监督、健全行政监督、完善公众监督和建立司法审查四个方面,研究建立以人大立法监督为主导、行政监督为基础、社会监督为促进和司法审查为保障的分工合作的约束政府监管行为的监督制度体系,确保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从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四个维度设计多元的城市公用事业监管监督体系,有利于突破现行监管方与监督方“同构”的相对单一的行政监督体系。该体系不仅能够有效打破单一的行政监督机构对政府监管信息的垄断,极大动员多元的监督资源,还有利于倡导社会组织及公民理性参与监管监督,共同治理城市公用事业,保障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全书重点阐述五方面的问题:(1)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体系应该由哪些部分构成?(2)各个监督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行体制如何设置?(3)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如何形成合力、发挥最大的监督效能?(4)西方发达国家在建设公用事业监管监督体系和机制中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5)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体系创新的机理和机制。通过研究本书认为:多元的监督体系是政府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监督体系还比较薄弱,城市公用事业管理中的行政权滥用、决策比较盲目、法规政策修改随意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监管的有效性和社会认同。为此,需要从立法、行政、司法和社会监督等方面系统设计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监督体系框架,建立适合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实情的“四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其中,立法监督在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也是对政府监管机构最权威的监督,其主要职能是建立有效的立法授权和法规审查制度;防止局部利益主导监管立法,确保城市公用事业监管立法的民主化和体现公共利益目标;采取有效手段监督城市公用事业监管机构,使监督常规化、长效化;建立有效的人大立法机关对监管机构的预算监督机制,尤其是预算报告制度和预算执行审查制度。行政监督是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内部监督,也是确保政府有效监管的日常基础性监督。根据我国行政监督的基本体制,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行政监督体系由上下级政府的一般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和上级城市公用事业监管部门对下级城市公用事业监管部门的职能监督构成。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监督制度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制度模式和运行机制,特别是专门监督与职能监督还不协调、垂直的职能监督受地方利益保护的制约,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有效性。为此,行政监督体制应将专门监督与职能监督、垂直职能监督与横向专门监督的关系协调机制作为建设重点,规避政府监管机构与行政监督机构同化、合谋机制,有效消除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司法监督也称为司法审查制度,是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屏障。目前,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领域仍然是一个行政主导的监管体制,没有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对司法监督的范围、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之间的关系、程序设计等都存在争议,司法监督还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监管责任追究困难。因此,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司法监督体系的建设重点是确立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司法监督制度整体架构,建立以司法审查制度为核心的政府监管责任追究机制体系,明确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司法监督的职能范围和监督方式。社会监督是实现政府有效监管、促进社会民主、保障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符合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主要包括公民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目前,我国公民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的功能都还有待拓展和强化,同时,又缺乏使社会监督理性化和规范化的基本法规和政策基础。因此,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公民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体系的有效途径和保障制度;完善立法和监督程序,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监督的机制;构建实现社会舆论监督,尤其是网络监督理性化和规范化的可行途径,建立合理、合法、有效的舆论监督体制。全书由子课题负责人郭剑鸣教授统一策划,在课题组集体讨论基础上,拟定研究和写作提纲,合作完成初稿。郭燕来、郭剑鸣撰写第一章,康莉莹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郭剑鸣、裴志军、廖丹子撰写第六章、第七章;郭剑鸣、韦晓蓓撰写第八、九章。最后,由郭剑鸣统一修改定稿。课题研究过程中,一直得到重大项目总负责人王俊豪教授的指导和支持,项目组其他成员苏为华、唐要家、李云雁等也对子课题的研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严康英参与了课题的调研和文献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监督机构的专门、系统的研究还很有限,可供查阅的资料不多,加之我们涉入该领域的时间不长、水平有限,书中肯定还有很多缺憾,任何批评都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我们会继续努力!郭剑鸣2015年2月于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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