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金会

出版日期：2019-10-01

ISBN：978-7-5203-5296-3

字数：239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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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 文化史 甘肃 文集

张兵甘肃在古时为雍、梁二州之地，春秋时属秦和西戎，秦置陇西郡，西部属月氏，汉时为凉州，元属甘肃和陕西行省，取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两地首字得名甘肃。清置甘肃省。因境内的陇山为历史名山和历史上将省境特称“陇右”，故又简称陇。甘肃地处蒙新、青藏、黄土高原交会地带，海拔大都在1000米以上。乌鞘岭以西、北山和祁连山间为长约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自古丝绸之路通过这里。甘肃是一个呈西北—东南向分布的狭长形省份，东西长达1655公里，南北最宽处530公里，最窄处仅25公里。全省有陇南山地、陇中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脉、北山山地六大地形区。气候从东南到西北，由亚热带湿润气候过渡到温带干旱气候。甘肃有着丰厚的文化内蕴，而这正是其独具的自然环境、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甘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长期孕育、衍变的结果。由于受典型的高原地貌、风寒干燥的气候条件、短缺的地表径流和相对贫乏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组成的特殊生态环境的影响，甘肃古代居民强烈的生活需求与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从而形成甘肃古代先民固有的自强精神和突出的自我意识。驾驭并征服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是甘肃人内在气质的核心，加之农牧文化的交互影响，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面貌：既充满活力、刚毅豪放、不拘一格，又循规蹈矩、保守念旧、容易满足，是封闭与开放的双重变奏。甘肃所处的陇右大地，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一点，已发掘的大量石器时代遗址和史料记载均为明证，而神话传说与历史遗迹的印证与考索，则更使这一文化轮廓日益清晰。天水卦台山与人文初祖伏羲氏的传说，泾川王母宫与周穆王的因缘，石器时代遗址所昭示的文明与辉煌，诗史铸就的周人、秦人发祥历程，所有这一切均蕴含着初萌期甘肃文化的基因。至于甘肃境内华夏文明的历史嬗变之迹，在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上体现得最充分。陇山以西、新疆东部往东，尤其是现甘肃境内，至今仍遗留着不少秦、汉、明时期的长城遗址；甘肃境内还有不少古城遗址，如黑水国遗址等，每座古城均隐含着一段王朝兴衰的历史。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人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此外，丝绸之路的开通给甘肃文化带来了无限活力，使其在民族融合进程中所形成的过渡性特点愈加突出。石窟艺术与宗教文化是甘肃文化最高成就的体现。甘肃境内，石窟寺遍布丝绸之路沿线，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中的雕塑与壁画所蕴含的艺术韵味，是华夏文明艺术精神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佛教文化氛围涵茹之下甘肃人想象力与审美体验的完美展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甘肃地区很早就是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重要熔炉，而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这里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扩散、交流与融合的交接点。如甘肃最具特色的佛教文化就是在汉唐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轨迹中发展起来的。以秦州而言，除麦积山之外，武山水帘洞、甘谷大象山的石窟艺术，在雕塑、建筑等宗教遗产方面集中代表了当地佛教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色。可见，甘肃文化的大发展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取营养。至明清时期，中国汉文化圈在长期扩疆拓土和域内空间差异缩小的过程中趋于定型，作为地域文化类型之一的甘肃文化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亦更多地表现出文化的趋同性。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促成了甘肃文化的渗透性与包容性特征。所谓渗透是指甘肃地区不同民族在文化、精神间的渗透；所谓包容则是指甘肃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海纳百川般的气度，以及它对各种文化广泛的吸收与接纳。在这里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与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起初是在浅层互动，进而由组织联系进入社会系统，扩展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联系，这既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需要，又体现了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民族间的交往与渗透，有时是和平的，有时却异常艰辛，有时甚至伴随着民族大迁徙与民族消亡的遭际。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还增强了甘肃文化的创造性与延续性。甘肃人民是富于创造活力的人民，在盛传于陇原大地的伏羲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中，已透露出勃勃的创造生机；近代以来在陇原大地不断发掘出的大量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劳动工具、房屋、墓葬等文化遗存，均是甘肃先民创造精神的体现；而那些绚丽夺目的彩陶艺术、石窟艺术，则更是甘肃文化充满创造活力的象征。正是这种创造精神，才使甘肃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也才使甘肃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而这种创造精神不仅没有割断不同时代的甘肃文化，反而使其保持着更好的延续性。甘肃古代民族中，羌、氐、戎，甚至党项均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变，但其文化性格与品质却至今仍记录在我国的典籍中，其风俗习惯至今还渗透、保存在陇原民风中。甘肃作为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人类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地域文化就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并在中国早期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华夏文化发展为汉文化并形成汉文化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陇右文化始终伴随着汉文化的扩散吸引而趋同；又因人口流动、民族迁移、统一与分裂的波动而趋异。陇右文化依赖地域之便，东与属于中原文化的三秦文化唇齿相依，使汉文化得以在此流传发展，加快其文明进程；同时它又地处中西交通的要道，西与属于沙漠、草原类型的西域文化毗邻，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正是在这里得以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可见，陇原作为黄河上游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是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因而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陇右文化与西域文化相比较，具有更多的中原文化特征；与三秦文化进行比较，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这种过渡地带特征与文化优势，既促进了陇右自身文化的发展，又为三秦文化和西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可见，地处陇右的甘肃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是最早接触世界文明的窗口，是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交融的中心，是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吸纳外来文明的蓄水池，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的博览园。甘肃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华夏文明起源、繁荣发展及其与世界文明交会的重要见证和典型标志。从远古至唐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甘肃一直处在中国历史的主流之中。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特色之鲜明，均位居全国前列。甘肃在历史文化资源上有这样一些亮点：甘肃素称石窟艺术之乡，现存各类石窟寺337座，其中具有学术研究和旅游观光价值的大、中型石窟群40多座，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天水麦积山石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甘肃也是彩陶之乡，是我国彩陶起源最早、发展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地区；甘肃还是简牍大省，现已出土简牍61000余枚，居全国之首。在甘肃境内，秦、汉、明代的古长城和城障纵横交错，累计长达4400多公里，其中的阳关、玉门关、嘉峪关驰名中外。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沿途的天水、张掖、武威、敦煌四座城市被列为国家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陇东和陇东南地区分别是周人和秦人的发祥地，可以说周、秦王朝都是在甘肃奏响了进军中原的序曲，奠定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基础。甘肃最为典型的文化有：先周先秦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石窟文化、五凉文化、民族宗教文化、敦煌文化、简牍文化、黄河文化等。根据甘肃文化资源的源头性、多样性、独特性、包容性等特点，甘肃文化资源可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华夏文明源头性文化：主要包括伏羲文化、轩辕文化、西王母文化、大地湾文化、彩陶文化、先周文化、先秦文化等；二是丝绸之路文化：主要包括长城文化、简牍文化、敦煌文化、石窟文化、五凉文化等；三是多元民族民俗文化：主要包括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特有民族文化（东乡、裕固、保安）、特色民俗文化等；四是陇原红色文化：主要包括早期革命斗争文化、长征文化、根据地文化等。甘肃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为打造文化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品牌的重塑，本身就是一个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而且可以衍生出许多新兴的文化产业领域。甘肃的文化产业发展，仍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底子薄，文化品牌数量少，影响力也小，在国内外叫得响的文化品牌不多。因此，要依托丰厚的华夏文明资源，研究扶持保护文化品牌的政策和措施，明确一个时期内各地文化品牌发展的目标和重点，集中精力有选择地扶持和建立一批具有甘肃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牌企业，把传统文化品牌培育成名牌。文化产品和服务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等观念形态。文化品牌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资本聚合、品质提升、规模放大、消费导向、利润增值等多重效应。只要树立文化品牌意识，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发展原则，甘肃文化产业在甘肃社会经济发展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深入探讨、挖掘甘肃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顺应文化传承的规律，为当下文化的创新发展服务，既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服务现实的需要。注重对传统历史文化予以当下诠释是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构建陇原文化研究体系是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挖掘民族特色是文化建设的独特优势；强调提高、注重普及是文化建设的基础环节。陇原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其理论诠释和实践探讨成果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但也意味着具有广阔空间可以拓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社会价值。甘肃的陇原文化在理论方面应主要思考以下问题。第一，陇原文化源头性文化、特色文化。主要包括大地湾文化，先周、秦早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学，简牍学，藏学，西夏学等。第二，陇原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与现代价值挖掘研究，陇原文化资源与其历史条件和社会语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以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第三，陇原文化重要文化带、生态圈（黄河文化带、丝绸之路文化带、跨区域文化圈、多民族文化圈）的构成模式、历史演变与内涵特征。第四，陇原文化标志性成果的译介工程，具体包括华夏文明成果的梳理、汇集过程，以及与跨语际传播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研究。第五，在陇原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极具挖掘潜力和现代价值的“新文化形态”（如敦煌画派）的理论探索。第六，陇原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中的公共政策体系与法制保障体系方面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七，陇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会、碰撞、融合、对话、裂变，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演变路径、影响方式与回馈机制。在实践方面应探究以下主要问题。第一，陇原文化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成熟的、可供借鉴的协调模式和典型案例。第二，以陇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探索以及文化产业园的建设。第三，陇原文化重要文物修复与遗址复原技术。第四，陇原文化建设理念刚刚进入公共视野，相关创新发展尚处在一个跟进、摸索阶段，相关知识的普及问题。第五，陇原文化应用开发层面极具国内外影响力的精品建设工程（如文化博览园、文化创意产业园、数字影像产品、经典文化剧目）数量和质量的全面推进，公众识别度与认可度的提高。第六，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共同文化与经济特征的省份（如甘肃、青海、云南、宁夏、贵州）。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滞后，但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因此，探索“经济欠发达文化资源富集区”文化资源向产业资源转型的发展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方面尚无成熟的、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运用陇原文化研究的丰富成果，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国家站位、对标中央要求，增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使命感责任感。要坚持正确方向、坚守高端标准，切实加强战略研究、纵深研究、调查研究，精准服务决策需求、提升智库研究质量，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