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功欧

出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5161-5511-0

字数：525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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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 研究 中国 现代

本书是一本研究现代新儒家人文思想的专著。在笔者看来，现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中的一个流派，其人文思想既有对传统的接续，又有与西方思想及其他各种思想派别的碰撞激荡；这使得新儒家这一极富学术功底的特殊学术群体，视野开阔，富有探索精神，愿与时俱进。故其人文思想中最具理论魅力与义理价值的部分，即为“人文演进”观；可以说，“人文演进”观是现代新儒家人文思想资源中的一座富矿。按本书的架构思路，设导论与上、下两部。“人文演进”的原理部分，放在“导论”中谈。然后上、下两部各有安排：上部主要论述除钱穆外的其他新儒家之人文思想，并将其置入新儒家如何以文化进化观应对现代化的主题之中，这一主题最能显现新儒家们既欲传承又想创新的心态。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心态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多重历史背景。首先，新儒家们的现代性思考，虽非全由“全盘西化”语境而激起；然而确切地说，新儒家的大多人物，又无不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思维中获得自己的“现代”视角。其次，进化论的深入人心，也在一直不停地激荡着新儒家们的心灵。最后，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遇合，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大事；以往学界过多地强调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拒斥的一面，其实，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些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过客观平和的探讨。此外，当时的救亡与启蒙，也是一重特殊的历史背景。因而百年来几代新儒家，就是这样一直处于多重思想交叉演进的历史中。其时，即便被人们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新儒家大师，也大多自视为文化进化论者。但须知，现代新儒家人物又都是极富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学术大师。这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书“下部”以钱穆为主。下部又作一“前言”，目的在以简单概说导引出有逻辑层次的“绎论”，以将钱穆的“人文演进”观逐层呈现。而在必要的地方，则与其他新儒家人物稍作对比，以扩其视界、富其内容。钱穆以其一生精耕细作的学术经历与广博深厚的学术涵养，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思想有深刻的体验与较到位的把握；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自认是个貌似守旧而实为维新的学者。因而，“人文演进”观在其整个思想系统中实有极重要位置。虽然钱穆的“人文演进”观论述散见于各类题旨的文献与讲演中，但深入其思想中，则发现是可以理出逻辑线索的。此中最为关键的仍在钱氏本人一生都在努力揭示出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承续关系。熟悉钱穆文献的人都知道，钱穆极喜谈“演进”类的话题，是个喜作宏观史论且常以思想文化范畴来展开其全方位探讨的学者，这就大大强化了他对历史、文化、思想作深入的“演进”式探讨。因而，将钱穆视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对钱穆的这一学术定位，见于季羡林、严耕望、余英时等多位学者的说法。季羡林说钱穆：“涉猎方面极广，但以中国思想史为轴心。”（季羡林：《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严耕望谓钱穆：“不论考评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见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余英时的说法更为直接：“钱先生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学术思想史。”（见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大家，是恰当的。这一定位，季羡林、严耕望、余英时等学者的把握均十分到位。而将钱穆列于“现代新儒家”人物中，则为钱穆本人所未许，原因诚如其弟子余英时所言，主要是钱穆本人不愿“造成有形的学术壁垒”，“这和他生平不肯树立‘门户’的精神完全一致”。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见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然而无论从学术史角度，还是从思想范畴划分，钱穆都应属于新儒家，在这点上，我完全赞同国内大多学者将钱氏列于现代新儒家范畴的做法。方克立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编辑“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时有一个说法：“我们是采取了广义理解的‘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见方克立主编《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总序第3页。本书对新儒家人物的选择不仅取方先生所说的那种“广义”概念，而且亦重视方先生所讲的新儒家是如何在“现代条件下”谋求中国文化出路的，故本书的“导论”及上下部，都可透见新儒家是如何以“人文”思想方案来应对现代的。当然作为思想方案本应有不断的对话互动。因而，方克立赞赏互动对话确为高明之见，他说：“在国内，主张马列、西化、儒家人文思想三者互动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积极的姿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人文演进”，虽仅属人文思想中之一“观”，然此“观”对新儒家却不可小视。大多现代新儒家人物都以此“观”而进至文化强国的理念，此诚为时代使然。新儒家们所处“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他们苦苦思索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钱穆言其一生都困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页。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传统儒家的人文道德观仍是钱穆这一辈新儒家们的思想根基。但无论如何，这一时代的儒者已初具文化进化的理念，并坚信物质、制度层面的文化都不足以真正强国；必须进入精神层面的文化，才能利国强国。所以，他们无不关注文化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然而这其中对“人文演进”范畴涉猎最多，谈论最广且最有兴趣的学者当为钱穆。今天，文化强国已然成为我国的发展战略，而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优秀传统文化诚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并无可辩驳地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而新儒家们人文思想资源中的精髓，自然也是这传承体系中的一环。如何把握并客观对待，岂能等闲视之。本书契合了近年来我国关于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价值指向，并在如何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及文明演进路向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笔者确信，21世纪的今天，保持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尤其对学人而言，已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你能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来保持这一自觉与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