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维平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203-5369-4

字数：92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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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 中国 古代

本书所谓治水，是指运河开掘与运道保障相关的水利工程、水利事业，以黄河治理为主；所谓通运，是指与运河相关的水上运输，以漕粮运输为主。由于海运是河运的延伸，水战是水运的极端形式，造船是水运的基石，所以本书在研究中国古代治水通运的同时，也附带研究中国古代的海运、水战和造船进步史。先前学者，将中国古代运河和漕运史分为四期或三期。汪胡桢1935年发表的《运河之沿革》，从工程技术进步角度将研究对象分为四期：春秋至隋代不用船闸只用堰埭；唐宋两代试用船闸；元、明至清中叶全河用闸；晚清为海运和铁路时期。谭其骧1955年发表的《黄河与运河的变迁》根据有无中心点和中心点在哪里将研究对象分为三期：先隋没有中心点；隋唐宋三朝有中心点，但中心点在西部；元明清三朝中心点在东北部。本书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审视中国古代治河通运史，将研究对象分为两期：先秦至元朝为古代中国人不断追求水运梦想且水运基本可持续时期，明清两朝为在不可持续中追求持续时代。这一划分比汪胡桢、谭其骧要合理得多，而且有充分的历史根据。隋唐南部运河与黄河之间有汴渠做缓冲，汴渠在洛阳、郑州之间接入黄河，这里土质坚实、堤岸高厚，汴口易于控制，而且过水泥沙由汴渠吸附消化；北部运河从支流沁水出入黄河，黄河水位低于支流，不会倒灌运河。元代漕运以海运为主，河运虽然在淮安切过黄淮，但南方漕船翻坝入黄淮，黄淮不会倒灌运河；当时黄、淮河床尚低于运河，河运漕运尚可持续。明清运河是在淮安过闸直入黄淮，且运行于黄河入淮数百年之后，河水渐欲东去北冲期间，尤其是嘉靖前期黄河干流直接在淮安入淮后，黄、淮、运三河又交会于清口，超越中国江河水情许可和超越水利技术承受能力过多。加上吏治贪墨积重难返，河漕不可持续弊端暴露，对前代河漕运量超越的光环逐渐暗淡，不可持续的质变带来的治河通漕麻烦让社会不堪重负。总之，中国古代水运、漕运持续两千多年。各朝漕运有数量消长和运程伸缩，但本质上呈现先明可持续和明清不可持续两种形态。本书只把中国古代水运史分为先明和明清两个阶段，认为前者不断圆古代中国水运梦，而本质上具有可持续性，后者在不可持续中锐意追求河运持续。一 前期治水通运筑梦进程先秦至元朝治水通运，是一部不断追求梦想和连续成就梦想的历史。各朝各代仁人志士认知水情、把握规律、征服江河、开拓运道，都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不断把水运自然推向水运自由。（一）三代征服自然江河，开启水运初程大禹奠先民生存、华夏立国之基。活下去是人类的第一梦想。华夏先民遭遇滔天洪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汉）赵岐注：《孟子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当时生存环境的恶劣，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洪水和禽兽横行，不治水就无法生存下去。于是，大禹临危受命，率先民迎战并且最终战胜了洪水，圆了先民生存梦想。大禹治水，是先民众志筑梦之举。奉舜命治水的还有益和后稷，他们“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兴众发役，刊木疏凿，改造山河。其中大禹对治水起主导作用，他“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页。。从司马迁关于禹“道九山”“道九川”内容的揭示，参以其他典籍相关记载，可知大禹治水范围之广，足迹达到黄河上中下游、淮河上中游、济水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其中于治理黄河用力为多，“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宋）史浩：《尚书讲义》,《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页。他江河并治，“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浚河，东注之海”。（西汉）刘安：《淮南鸿烈解》,《四库全书》，子部，第8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0页。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战，“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6页。山有行道，江河无壅，湖泊不决，先民得以安居。治水之后，大禹又“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益和后稷把水稻种植推广于低湿之地，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各地粮食生产不平衡，“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史记》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页。大禹继而解决调剂余缺和贡运夏都问题，圆通运于自然江河梦想。为此，他踏勘山川，分天下为九州，根据各自土质物产和山川地势确定各地向王朝进贡物品及其水运路线。治水，先民才有生存空间；种稻，苍生才有衣食之资；通运，天下才有一统之感。这一切，始于治水而成于水运。禹舜告成功于天下的那一刻，中华民族初圆安居生存梦想。大禹治水是先民勇于寻梦、善于筑梦的壮歌。治水装备极为简陋，而战胜洪水的经验极具普遍意义。大禹治水奠定了古代中国重视科技、尊重规律，对自然江河避害趋利，以实现水上通行自由的传统。他凭借自己对江河水情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反思以堵治水的惨痛教训，用疏导入海的办法治理洪水。他在此基础上调查各州物产，本着就近入河的原则，以夏都为终点、以黄河为干道，规划了天下贡运路线，极富创新精神。夏都在今山西南部近河处。贡运无须涉海的六州，以黄河为干道。自西至东分别是：雍州由积石至龙门沿河而下，梁州由潜入沔、由沔入渭、由渭入河，豫州由雒水入河，荆州由江、沱、涔、汉诸水会于雒水入河，青州通过汶、济二水入河，兖州通过济、漯二水入河。贡运需要经由海道的二州，冀州岛夷的皮服在碣石入海，然后入黄河口西上；扬州出江入海、由海入淮，再由泗入河，路线合理。大禹在治水中表现出的高风亮节，“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史记》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页。方里为井，井间有沟；十里有成，成间有淢。大禹不仅治河，还从事田野规划。其传统美德，成为后代治水通运的榜样力量和先驱激励。大禹通运，充分利用自然江河并有条件地接入些许海道，直到春秋之前基本延续着这一水运模式。当然，商、周二代在夏代基础上又有各自水运创新方向。商代对海洋漂流有相当的认识和利用，与海外保持着有效的人、物交流，国内形成相当规模的内河水运业；周代内河运兵能力大增，数次通过自然江河大规模运兵，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二）春秋战国放慢海运探索脚步，重视开掘运河到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争战愈演愈烈，大禹奠定的三代治水通运大一统格局，已经不能适应时代条件；只利用自然江河的通运模式，也极大限制了诸侯的水运手脚。随着周王日益失去号令天下的实力，天下再度步入四分五裂。重新统一天下、再建大一统王朝，机会均等地落在较大诸侯的肩上。水运梦作为统一梦、强国梦的一部分，开拓水运成为增强实力、统一天下的必由之路，开拓运河成为担当天下的时代主旋律。诸侯通过人工挖掘运河争取发展空间，“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史记》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6页。司马迁此言涵盖了春秋战国开成的主要运河和魏国、齐国、楚国、吴国、秦国等主要诸侯的开河业绩。立国于江淮流域的吴、楚，开凿运河领天下之先。早在西周初，吴人就开成长81里的泰伯渎，以灌溉为主兼有通舟之利。春秋后期，伍子胥开凿从苏州过宜兴、溧阳至芜湖达长江的胥溪，以便对楚国展开军事行动；开凿西接太湖、东入大海的胥浦，加强对越国的防御。后来又在江、淮间城邗开沟，在黄河、济水之间开菏水，使吴国水军得以过江行邗沟入淮，沿淮泗经菏水溯黄河而西，与齐、晋北方强国争一日之长。楚国幅员辽阔，文王都江陵，庄王在位期间凿渠于江陵东南的漳水与扬水之间，成沟通长江与汉水的运河六百里。早期楚国依托江汉运河通漕运兵，兼并汉上诸国；后期楚国先后迁都于陈、于巨阳、于寿春，依托鸿沟水系灭越，把势力扩张到东海。立国于黄、济二渎中下游的魏、齐二国，治水通运奋起直追，梁惠王迁都大梁的次年开河于荥阳至中牟，引黄河水至圃水，“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南朝梁）沈约注：《竹书纪年》,《四库全书》，史部，第3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至大梁。梁惠王二十九年（前341），又从大梁“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南朝梁）沈约注：《竹书纪年》,《四库全书》，史部，第3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东向接丹水，南向过陈地接颍水，最后形成沟通黄河、淮河与济水的人工运河——鸿沟，先后惠及魏、楚、齐等国。齐国都城偏在海滨，开河于淄水、济水之间，由淄济运河入济、泗，连通黄河和鸿沟，得逐鹿中原之利。立国于江、河上游的秦国，注重开河大兴农业之利。秦昭王后期，蜀守李冰开都江堰，“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晋）常璩：《华阳国志》,《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离碓复凿之艰、分水鱼嘴之精、灌溉良田之广、发挥功效之久，让今人叹为观止。秦王政初年，秦人开郑国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史记》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7页。于是，秦国北部关中、南部巴蜀皆成沃野，日益富强，最终一统六国，成就大一统梦想。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最大梦想是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当时列国所行无论何种形式的兼并战争，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圆统一之梦。而开凿运河，是列国获得统一天下实力和优势的必由之路。（三）秦汉整合列国运道，初圆大一统漕运梦想，再启寻梦海洋征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四次巡海，汉武帝七次巡海，体现了秦汉大一统王朝继殷商之后重新放眼四海、重振征服海洋雄风的志向。秦始皇、汉武帝出于北击匈奴、安定边防的需要，都曾整合、整治北方运道，扩大和强化大一统漕运，秦始皇通过渤海运山东半岛之粟至北河，汉武帝把以黄河为干道的漕运功效发挥到极致。秦国蚕食六国期间，开河主要着眼于农业灌溉；灭掉六国后对匈奴和百越用兵，侧重水运转运粮草。蒙恬率军30万对匈奴用兵，击退匈奴后修筑长城，粮草需要浩繁，仅靠关中陆路接济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明）梅鼎祚：《西汉文纪》,《四库全书》，集部，第13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以山东半岛的黄县、福山县和青岛等地为基地，跨渤海运至碣石入北河到达军前和工地，运输成本非常高昂。在南方，“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史记》卷11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59页。所凿之渠即灵渠。《广西通志》卷63名宦“秦史禄”条，言灵渠来龙去脉和关键技术较为详尽：“始皇时，以史禄监郡。始皇伐百粤，史禄转饷，凿渠通粮道。自海阳山疏水源，以湘水北入于楚，而融江为牂牁下流南入于海，远不相谋。为矶以激水于砂磕中，叠石作铧，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陡门三十六，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既通舟楫又利灌溉，号为灵渠。”《广西通志》,《四库全书》，史部，第5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有了此渠，粮饷由湘江入漓水送达前线，得以完成统一大业。汉武帝不愿以和亲输币的方式维护北方边疆安全，选择以战争方式打垮匈奴、一劳永逸地削除边患，这是所有汉朝人的梦想。黄渭运道是西汉立国命脉，关东漕粮西运长安，除了三门之险，还有渭水梗阻，都严重制约着漕运规模。武帝年间，弃渭道而开长安至潼关间漕渠，极大提高了黄河来船过三门西入长安的效率；桑弘羊贵粟重漕，激发州县和民间漕运潜能，实现岁运600万石梦想。东汉建都洛阳，主要靠黄河和汴河漕运黄淮流域。两汉之交河崩汴坏，漕运东方的运道命悬一线。明帝永平年间，王景、王吴奉命治河，“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后汉书》卷76，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66页。二王治河通漕，导引黄河下游从千乘入海，新道选择极具战略眼光，且大筑高筑两岸大堤，从而保证此后黄河千年不再改道，保证汴渠漕运畅通两百年无大反复。这是明君贤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的完美治河行动，体现了封建社会前期治水通运的筑梦伟力。（四）三国再寻运河强国梦，六朝坚挺水战远航海外三国虽然彼此割据对峙，但魏吴两国独立开凿运河，为统一战争提供水运支持，作为颇大。曹魏为统一北方、巩固边防，先后兴修多条运河，在淇水入河处，用大木筑堰遏淇水会菀水入白沟，并在菀水与淇水交会处、淇水与宿胥故渎相接处修建石堰，构成白沟运河体系，有力地支援了灭袁战事。其后北征乌桓，“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三国志》卷1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1页。。平虏渠自滹沱入泒水，泉州渠从泃河入潞河，由潞河出渤海转进前线，所成功业超越秦始皇跨渤海运北河。于戎马倥偬之际，连兴高难度运河开凿工程，反映曹魏集团水运强国意志之坚。统一和巩固了北方之后，曹魏后期又在淮河流域接近东吴地区先后开凿睢阳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漕运兼屯田，积粮并运兵，逐渐对东吴形成威慑和进取之势。东吴以秣陵为中心构设运道。建都秣陵后，于外围开破岗渎，以改善江浙漕船抵京行船条件。赤乌八年（245）八月“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巿，作邸阁”《三国志》卷4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7页。。小其位于句容境秦淮河上源，从此开河至云阳西城接江南运河，总长50里。因中段凿开宁镇山脉，又名破岗渎。破岗渎靠十四埭分段拦蓄水位，船舶过埭要用人牛拉过。尽管如此，此河沟通秦淮河和江南运河，加强了秣陵与太湖、钱塘江水系的联系。还先后在秣陵城外开凿、疏通运渎、潮沟。原来漕粮卸船秦淮河，至京师仓城有十来里车盘转般，“赤乌三年，使御史郗俭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四库全书》，史部，第4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凿成后，漕粮可直达仓城。“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接青溪抵秦淮，西通运渎，北连后湖。”（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四库全书》，史部，第4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开成后，四周河湖相通并与京城内河相连。东吴不仅光大了春秋吴越两国的水运传统，而且北至辽东、南至台湾，都有相当活跃的航海活动。北朝多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治水通运较曹魏大为倒退。南朝治水通运不能出东吴窠臼，且整体水平有所倒退，但发扬战国吴越长于水战传统，继承东吴重视水战和关注海外衣钵，延续了东吴水战和航海辉煌。水战的基础是战舰制造和运道开拓，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水战是水运极端化表现。楚昭王十二年（前505）,“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舟师水战，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其时吴楚水战参战战船不过数百艘，水军不过数千。六朝水战较之规模要大得多，孙刘联军与曹军赤壁之战，仅刘表降曹水军就多达8万，孙刘联军水军不下3万，参战战舰仅刘表降曹战船就“以千数”，孙刘联军战舰不会少于千艘。萧梁末期平定侯景作乱，陈霸先、王僧辩各率水军数万、战船数千，叛军数量与之相当，可谓规模空前。南朝航海较东吴有长足进展。东晋高僧法显从海路赴印度、斯里兰卡，著《佛国记》记印度洋航线，反映当时对海洋季风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刘宋时期，与印度支那半岛的林邑、扶南常有使节来往、方物交换，与南亚、西亚和波斯湾的师子国、安息、大秦、天竺等有商使来往。萧齐、萧梁二朝，延续刘宋海外贸易“舟舶继路”“商使往返”局面，使古代中国的海外贡物交换和民间贸易进入经常化时代。（五）隋唐初圆大一统、可持续漕运水运梦想隋代首创以洛阳为中心、长安为终点，北至涿郡、南达杭州，纵贯南北、横通东西的运河水运体系，唐代强化、完善这一体系，将其水运漕运潜能发挥到极致。而且接黄河于中游河岸坚实之处，黄河与淮扬运河之间有通济渠做缓冲，黄河与洛阳之间衔接以洛水，黄河与永济渠之间衔接以沁水，洛水、沁水皆黄河支流，不受黄河倒灌。隋炀帝开通济渠、永济渠，主要动因固然出于个人出巡甚至游玩方便，但也绝非没有一点开运河助军国的考虑。隋代大运河之开，客观上反映中华民族征服江河、实现水运自由的执着。唐代在继承隋人河运体系的同时，既坚持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维持和扩大陆地与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的贸易，又以广州、泉州等地为口岸广开与东北亚、南洋和西洋海上贸易，其开放心态和气度超越秦汉甚多。内河水运可持续、外部海陆贸易无远不至，创造古代中国治水通运又一巅峰。（六）宋人追求无险漕运、谋利海运，器局虽小但效率颇高北宋建都汴梁，主要在黄河下游入海通道的东南一侧展开漕运，对黄河依赖较隋唐大大降低。京城南有惠民河、蔡河沟通陈、颍，西有黄河漕运关中，东北有五丈河沟通齐鲁，东南有汴河沟通江淮，“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卷9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60页。上述漕运水网不须逆行三门之险，每年漕运军粮达六七百万石，深得水运便利。南宋都城临安地在江南水网密集之处，东可自由出入大海，西、南有水道交通闽、赣、粤、桂，北有江南运河连接长江，无须治水通运巨额投入即可安享水运之利。两宋内河水运皆可持续，但受国土狭小局限，缺乏汉唐辐射四方气度。与陆地无心开疆拓土相一致，宋人也无扬威海外雄心，其航海和外贸相当务实，唯利是图特色明显。两宋先后开放广州、泉州、杭州、密州、福州、温州等口岸，对海外番商和本土出海商船抽分、禁榷，从中获得巨额利益，用以支持国内财政开销，此外并无高远追求。（七）元人首创漕粮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崭新格局，漕粮海运规模巨大，河运体系可以持续，既广纳四海蕃船来华贸易，又组织船队出海经商，把古代中国治水通运推向最高境界元朝统治者是马背上的民族，对水运原本陌生；又定都北京，漕运东南路途之远超越前朝，开拓漕运无法循规蹈矩。起初也想沿袭唐宋旧制，但初试河运举步维艰，转而重用归顺海盗以行海运，经数番摸索新道、多方改进，海运效率大增，“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宋史》卷9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71页。，年运量也由最初的数万石猛增至300万石。元代统治者高明之处在于破天荒地寻梦、圆梦于漕粮海运，也破天荒地寻梦、圆梦于开济州河、会通河，更高明之处还在既大行海运，又坚持河运，而且坚持在淮安盘坝入黄淮，尊重中国江河水情和水运规律，可持续地构建水运框架。二 中国治水通运史前后两期的形近质异专门史研究者还不曾关注明清河运体制与先明河运体制的本质差异，不曾审视先明运道在黄河中游接入黄河与明清运道在下游接入黄河的本质不同，不曾关注元代河运在淮安翻坝入黄淮与永乐十三年以后漕船过闸直入黄淮对河运可持续与否的巨大影响，这是以往运河、漕运、治河研究的局限。本书有幸撰写于中国梦和可持续理论提出之后，得以在研究视角上后来居上，在研究结论上有所进步。（一）前后两期接入黄河形近而质异，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先明河运在黄河中游洛阳、郑州之间土岸坚实之处通过支流或汴渠接入黄河，有用河之利而无坏运之害，体现古人尊重中国江河水情的明智。两汉建都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主要靠黄河、鸿沟水系（东汉主要是汴河）漕运东方。长安以渭水衔接黄河，洛阳以洛水衔接黄河，渭、洛皆支流，黄河对其不能倒灌。隋唐以洛阳为中心、长安为终点漕运。南、北运河通过汴渠、沁水接入黄河，沁水水位高于黄河；汴渠虽以黄河为水源，但过水泥沙由渠身吸附，故而具有可持续性。北宋建都汴梁，漕运较汉唐为简易。汴梁南有惠民河、蔡河沟通陈、颍，西有黄河漕运关中，东北有五丈河沟通齐鲁，东南有汴渠沟通江淮，其中汴渠独运江淮漕粮500万石，深得水运之利。汴渠引黄水浮舟，开口于中游河道稳定、土质坚实之处。尽管这些与隋唐并无不同，但随着河水行汴时间加长，吸收泥沙能力降低，宋人通过汴渠持续漕运，较汉唐难度加大。首先，河口控制有难度。“汴水每年口地，有拟开、次拟开、拟备开之名，凡四五处。虽旧河口势别无变移，而壕塞等人亦必广为计度，盖岁调夫，动及四五万。”（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史部，第3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3页。经常开了堵、堵了再开。其次，汴河治沙通运耗费巨大。大中祥符八年（1015）浚部分水段，用工即86万之多。“于沿河作头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史部，第3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锯牙、木岸之设开销非小。尽管如此，仍可通过不断治理汴渠消除运道接入黄河的不可持续因素。况且，宋人后来还实施过清汴工程，引洛水入汴代替黄河水源，更具有可持续意义。如果不是后来因为洛水不足以支撑汴渠行船而放弃清汴工程，而是广建闸座、多设水柜、严格管理，或者小造漕船，则清汴工程可长期坚持。元朝定都北京，开创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漕运格局。其河运虽不高效，但江南漕船在淮安翻坝入黄淮，尊重水情许可。洪武年间对北方坚持河、海并运，直到永乐十三年以前，河运延续元人盘坝入黄淮做法，具有可持续性。河运体系质变，发生在永乐年间。永乐君臣过分追求平安漕运和高效河运，运道在淮安接入黄淮而又去坝用闸、过闸直航，改盘坝入黄淮为过闸直入。陈瑄在淮安开清江浦河，“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以时宣泄”。《明史》卷15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98页。其后漕船过四闸直入淮河北上，在黄、淮、运水文条件下尚可维持。因为当时黄淮河床尚低，黄河干流在洪泽湖以西数百里夺颍、夺涡入淮，会通河虽有黄河支流济运但流量有限，河沙一时不会来到清口。但是，从长远看，永乐君臣奠定的河运体系不可持续，因为它没有把黄河入淮的变化趋势考虑进去，一旦黄河干流在清口直接入淮，日益抬高的河床会给洪泽湖和淮扬运河带来无穷倒灌之灾。这背弃了先明运道有条件、可控制地接入黄河的传统。清代统治者也是马背上的民族，但却没有元人那么喜欢海洋和善于利用海洋，而是毫不犹豫地继承明人的漕粮河运。明清两代坚持黄、淮、运在清口交会的河运体制，在黄河害运、河运难以维持情况下，都固守永乐河漕体制，不思恢复先明传统，更不力行海运，陷入与黄河苦斗泥潭不能自拔，真是一大悲剧。（二）明清黄河含沙量越来越大，决多害大，河工难度急增明清河漕的自然基础，是黄河含沙量越来越大，频繁决口又使两岸地质日益沙化，治理黄河、畅通漕运难度日大，蓄清敌黄、保持三河水势平衡日益艰难。嘉靖年间，黄绾《治河理漕杂议》有言：“三代行井田之制。井田之间必有沟洫，沟洫之水必引源泉以足之，故泾、渭……汾、渖皆分于雍、豫、梁、冀平野沟洫之间，则水之入河者少，水小则河势自弱。故黄河冲决之患不在三代之前。自商鞅开阡陌，李悝尽地力，井田既废，则沟洫俱废。故泾、渭、伊、洛诸水皆归于河，水之入河者众，水众则河势自盛。故黄河冲决之患，特甚于秦汉之后。”（明）黄绾：《治河理漕杂议》,《明文海》,《四库全书》，集部，第14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页。东周以来井田遭到破坏，水土保持渐不如初，黄河含沙量越来越大，至汉初即有黄河之名。其后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西晋五胡乱华，唐代安史之乱，金灭北宋，元蒙灭金，黄河流域都是战乱重灾区，黄河得不到有效治理。另外，汉唐都关中，西、北开边战事连连得手，不少游牧民族归附，农耕区扩张游牧区收缩，森林草原破坏严重，也促使黄河含沙量与日俱增。故而北宋以前黄河由渤海入海而少决，南宋以后河渐南徙而多决。明代中期，黄河干流自开封取道徐州、淮安一线，夺淮河下游入海。至万历初，“以今日之时言之，河自孟津而下，经中州平坦之地迤逦而东，泄于徐、沛之间，大河南北悉皆故道，土杂泥沙，善崩易决”。（明）章潢：《图书编》,《四库全书》，子部，第9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不仅河身高出地面很多，而且多次决口和改道，两岸黄泛区沙化日重。决口之后并不能马上堵塞，决水所及遍地皆沙，浅者数尺深者丈余；而决水一旦夺溜，便成为正河。河道如此滚来滚去，大河下游南北悉皆故道、所在皆沙，筑堤束水困难重重。永乐十三年（1415）决策放弃海运、专事河运时，会通河就切过多条黄河故道；嘉靖前期黄河全流在清口入淮后，开封、徐州、淮安一线黄河两岸土壤早就沙化并且与日增重。隆庆四年（1570），潘季驯开复邳河，筑堤欲取红土，或掘沙丈余，或从远山输送。靳辅治河筑堤严格行夯，堤身必坚实而后止，别的河工无人如此严控质量，河堤多用浮沙虚筑，故而明清黄河易决多决大决，与汉唐运道接黄河中游、河行北方时条件迥然不同。（三）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积重难返，使明清河运更加不可持续明清河运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官场贪墨积重难返，具体表现为清官循吏越来越少、贪官污吏越来越多，大官大贪，小吏小贪，无官不贪。同时，偷工减料，大发河害国难财，河工质量越来越差，黄河害运无有止境、愈演愈烈。古代中国吏治大坏于元朝。元朝政治诸制，如斡耳朵宫帐制、投下分封制、怯薛制度、诸色户籍制度、断事官制度，本质是蒙古人、色目人任意宰割天下，一方面他们很少有清廉行政意识，另一方面对属吏很少施以遵纪守法约束。元末“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竞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明）叶子奇：《草木子》,《四库全书》，子部，第8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3页。。足见元代吏德低劣，官场暗无天日。在漕运领域，朱清、张瑄居功自肆，“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与骑塞隘门巷，故与敬德等夷皆佩于菟金符为万户千户，累爵积赀，气意自得”。（元）苏天爵：《元文类》,《四库全书》，集部，第13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05页。张瑄之子张慰，“官参政，富过封君，珠宝番赁，以巨万计。每岁海运诈称没于风波，私自转入外番货卖，势倾朝野。江淮之间，田土屋宅，鬻者必售于二家，他人不敢得也”。（明）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27页。足见海运领域吏治之黑。明太祖对元末吏治黑暗深恶痛绝，开国后惩贪反腐至于剥皮囊草。加上以水军从事海运，以粮长主办漕运，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末贪墨向明初的浸染。故而明代前期治河和漕运相当清廉，基本与黄河夺涡入淮、不直接在清口入淮相同步。后代子孙缺少惩贪反腐自觉和意志，宪宗、武宗在位期间紊乱朝纲、放任贪墨，尤其嘉靖、万历二帝昏庸，天启君臣败坏朝纲之后，明末吏治贪风日盛一日。清朝靠大量收用明官得以一统天下，未能对明末河漕贪墨做隔断性处置，康乾盛世靠皇帝洞察秋毫和铁腕惩贪遏制河漕职务犯罪，仅能维持治河通漕起码的吏治清廉。乾隆末年和珅招贿乱政、大坏吏治。嘉庆初虽赐死和珅，却未能清除和氏余党，以致后来吏治贪腐变本加厉，迅速蔓延，万劫不复，构成明清河漕不可持续的社会原因。三 明清河运在不可持续中追求持续明清河运较汉唐有三处重大改变：其一在淮安接入黄河，这里河窄岸虚、多决易崩；其二为缩短运程，开会通河穿行鲁西多黄河故道之地，上游决水极易冲断运道；其三南北运河之间，借黄行运数百里。明清较元代河运重大改变在于，为追求直航在清口弃坝用闸，使黄、淮、运三河在清口交会，从而形成明清河运不可持续的险恶水情，成为明清两代志士仁人持续河运所要攻克的主要难题。（一）黄、淮、运三河在清口交会，是明清河运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鉴于“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陆运过坝，逾淮达清河，劳费其巨”《明史》卷15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98页。。开通清江浦河，筑四闸以送江南漕船入淮河。不过图一时的行船便利、成本降低，忽略了原来盘坝入淮的合理性，而且没有做将来黄河干流在清口入淮并且外河河床日益抬高、倒灌运河和洪泽湖的应对预案。其时黄河干流在淮河中游夺颍入淮，次年黄河夺涡入淮，一时不会危及清口。而且，一河独运即可年运四五百万石，满足京城和北方需要。明人梦寐以求的平安漕运、高效漕运梦圆功成，且基本维持河安漕通长达数十年。明初淮扬运河水位高于淮河，“嘉靖以前，水由里河出清口而入外河，形势内高，故建新旧清江等闸，蓄高、宝诸湖清水济运”。天启《淮安府志》，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荀德麟等点校，第573页。然黄河多决善崩、改道频繁，于永乐十四年黄河夺涡百多年后，嘉靖前期黄河干流东趋徐州在淮安入淮，外河河床迅速抬高，渐有倒灌里河和洪湖之害。隆庆、万历之交，“里河一带，渐致积淤。年勤捞浚，方能疏利”。天启《淮安府志》，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荀德麟等点校，第573页。当时洪泽湖水位也低，至万历五年“向来湖水不踰五尺，堤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过之”《明神宗实录》卷63，第1册，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372—373页上栏万历五年六月甲戌。。黄河倒灌运河和洪泽湖之害日重。嘉靖前期黄河干流在清口入淮几十年后，万历四年河崩漕坏，“河决崔镇，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淀，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明史》卷22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15页。明人深陷与黄河苦斗泥潭。明廷任命潘季驯治河，“筑堰起武家墩经大小涧至阜宁湖，以捍淮东侵；筑堤起清江浦沿钵池山柳浦湾迤东，以制河南溢；虑河内冲闸而蚀漕也，严五闸启闭，独以待漕艘，六月运尽筑坝，官民船只由坝车盘，沙无内灌；自徐抵淮亘六百余里，筑南北两堤蜿蜒相望。于是淮毕趋清口，会大河入于海，海口不浚而通”。（明）朱国盛：《南河全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上栏。取得了河治漕通成就。并将上述实践进行理论概括，高筑黄河大堤，迫使黄淮并流一向通过清口会淮入海，叫以堤束水、以水刷沙；加高加固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与清口外的黄河水势抗衡，叫蓄清敌黄，这是潘季驯找到的河运持续之路。但是，明人蓄清敌黄有淹没洪湖彼岸的明祖陵的顾虑。潘季驯蓄清敌黄十多年，祖陵开始受水。万历二十四年（1596）改由杨一魁行“分黄导淮”，暂时取得“泗陵水患平，而淮、扬安”《明史》卷8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5页。的效果。杨一魁分黄，甚至坚持不塞黄河黄堌口之决，反而加快河床、湖底抬高，万历三十年“帝以一魁不塞黄堌口，致冲祖陵，斥为民”《明史》卷8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8页。。此后，明人在蓄清敌黄和分黄导淮之间左右摇摆，治河效率越来越低。清初治河通漕不得要领。杨方兴、朱之锡任总河期间，基本延续着明末蓄清敌黄和分黄导淮左右摇摆状态，后来经过长期摸索，总结河崩漕坏教训，特别是康熙十五年爆发的空前河决，清口上下运道水利瘫痪，统治者才幡然悔悟，认识到持续河运必须回归潘季驯蓄清敌黄、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路。于是靳辅被清圣祖推到总河岗位，潘季驯治河通漕思想重新付诸实践。其时清圣祖从平定三藩要务中解脱出来，明君贤臣风云际会。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力行以堤束水、以水刷沙和蓄清敌黄方略，以调整清口一带水利要素提挈治河通漕全局，迁运口于湖水势力范围之内，开中河以压缩借黄行运水程仅剩数里；放手淹没泗州城，无限制地加高洪泽湖大堤，强化蓄清敌黄效果；大筑特筑黄河堤防，迫使黄河并流一向过清口会淮入海。但运、淮、黄三河仍在清口交会，日后治河通漕费用与日俱增，成为社会不堪之负。（二）会通河相交鲁西多条黄河故道，且有两处引黄济运为缩短运程，永乐年间宋礼所开会通河穿过鲁西多条黄河故道，而且还有两处人为引黄济运，以解会通河水源不足之困，可见明人没有认识到黄河害运的潜在威胁。后代子孙为此吃尽苦头才认识到必须结束引黄济运，花大力气改造鲁南运河使之远离黄河。永乐九年（1411）宋礼等人重开会通河时，不仅没虑及元末河决白茅、金堤，“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元史》卷66，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93页。悲剧重演会有何等危害，而且有意安排两处引黄济运。一为中段张秋、沙湾一带，嘉靖《山东通志》卷6兖州府山川“会通河”条言之甚明：“国朝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建议疏凿。惟开河南至沙湾，北徙二十余里，余皆循故道。自济宁则引汶泗洸及徂徕诸山水注之，至沙湾则引黄河支流自金龙口者合之，总名会通河。”嘉靖《山东通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97页。二为鱼台塌场口，永乐“九年七月，河复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于淮。是时，会通河已开，黄河与之合，漕道大通”《明史》卷8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44页。。这种状况一起延续至明代后期，万历《兖州府志》卷19曹州“双河口”条下载：“黄河自曹县入境，至州城东折而北流，分为二支。其一支入雷泽，其一支入于郓城，谓之双河口。黄陵冈既塞，涸枯不常，双河口水又东南流为牛头河，经嘉祥、济宁至鱼台塌场口入漕。”万历《兖州府志》，第3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34页。引黄济运，无异饮鸩止渴。正统十三年至万历三十二年，绝大多数河决都害及会通河。正统十三年（1448）“秋，新乡八柳树口亦决，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明史》卷8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44页。其后的46年间，相近河决多次，都堵而复决、决而复堵，会通河北段备受其害。直至弘治七年刘大夏筑堤引沙湾黄河支流南下徐州，结束张秋、沙湾引黄济运。此后，黄河害运又集中在会通河南段。嘉靖五年（1526）,“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明史》卷8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3页。，直接瘫痪了运道。当时会通河南段在昭阳湖西，这一带地势低下。按《山东通志》，嘉靖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万历二十一年，黄河决水主流或支流都曾直接冲向昭阳湖，瘫痪漕运。明人经过漫长争论和不断试开，最终于万历三十二年开成泇河，避黄行漕于昭阳湖东，黄河危害会通河才有缓解。清人不曾在会通河引黄济运，但黄河袭扰会通河张秋、沙湾段在顺治、康熙末年和嘉庆年间形成三次高潮，危害之大不亚于明代。顺治七年河决荆隆口冲断张秋运道，顺治九年黄河决水再次冲断。康熙六十年八月河决武陟，大溜北趋至张秋，由五空桥入盐河归海；六十一年复决武陟马营口，冲张秋注大清河。嘉庆八年九月河决封丘衡家楼，嘉庆二十四年九月河决马营坝，先后冲向张秋入海。说明河行徐州、淮安一线入淮既久，河床过高，黄河下游渐欲改道。（三）运河接入黄河与隋唐相比有本质差异隋唐北方运河通过沁水接入黄河，南方运河过通济渠接入黄河。通济渠虽以黄河为水源浮送漕船，但其河阴入河处岸基坚实，漫长河身吸附、消化过水泥沙；北岸沁水是黄河支流，水位高于黄河，黄水对沁水形不成倒灌，具有可持续性。而明清运河在下游直接接入黄河，这里土质沙化、堤防薄弱、多决善崩，黄、淮、运三河在清口交会，清口以北借黄行运数百里。维持三河水势平衡、确保河安漕通势比登天。嘉靖前期黄河干流在清口直接入淮，几十年后问题积重难返。首先是借黄行运险象环生。嘉靖末隆庆初徐州至邳州间运道多次蒙受黄河决口困扰，决水瘫痪运道、冲入昭阳湖，为害甚广。嘉靖“四十四年秋七月，河尽北徙，决沛之飞云桥，横截逆流，东行踰漕，入昭阳湖，泛滥而东。平地水丈余，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四库全书》，史部，第3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3页。。隆庆三年七月“河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俱罹其害。漂没田庐不可胜数，漕舟二千余皆阻邳州不得进”（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四库全书》，史部，第5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5页。。其次是清口蓄清敌黄机制崩溃，“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宝应湖堤崩坏”。（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四库全书》，史部，第5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页。当局开河下泄洪水，治标而不及本。隆庆四年秋，河又决睢宁，“自曹家口至祁之直河九十里，胥为平陆。淤运艘九百三十只，粮四十余万石，官民船又数百”。（明）冯敏公：《开复邳河记》,《江南通志》,《四库全书》，史部，第5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万历五年（1577），更是河决崔镇，河崩漕坏，空前大灾。明人面临河崩漕坏，既不力行海运，也不恢复汉唐在中游接入黄河，而是选择继续河运。一方面大修河道，高筑河堤，部分河段推行遥、缕二堤双重束水制。潘季驯隆庆五年修复邳河，全力治本，发丁夫五万开匙头湾，塞决口11个，筑缕堤3万丈，挑浚淤塞运道80里，有效收拾了乱局。其后继续大筑河堤，隆庆六年正月准行工部尚书朱衡建议，“修筑徐州至宿迁长堤凡三百七十里，并缮治丰、沛大黄堤”。二月又准行直隶总督建议，“地势最下者如徐州青田浅，吕梁达曲头集六十里，直河至宿迁小河口七十里，皆宜修筑大堤，工最急。自小河口至桃源清河一百四十里，宜筑缕水堤，清河草湾决口宜塞，工次之。徐州至茶城四十里，宜接补小堤，茶城而上接曹县界”。（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四库全书》，史部，第5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万历六年潘季驯出面治河，筑堤浚河，大治河崩漕坏乱局。如果继续河运方针不错，这些工程十分必要。内而缕堤，外而遥堤，汛期洪水冲出缕堤，至遥堤而成强弩之末，不能破遥堤为害堤外。此制为后期明人渐行之，清人大行力行之。另一方面，不断新开运河，压缩借黄行运水程。万历三十二年（1604），总河李化龙启动开泇工程。至三十三年三月“开过泇河二百六十里，行运二年计船一万六千以上”（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四库全书》，史部，第5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0页。。继李化龙为总河的曹时聘继续推动开泇后续工程以毕全功。万历三十四年又挑河自朱旺、坚城集达小浮桥，长百七十里，规范了昭阳湖东的黄河水道。上述工程，使漕船过清口至邳州入泇北上，不再绕行邳州以西黄河。清人靳辅继续这一思路治河通漕。其超越明人之处在于，放手淹没泗州城和明祖陵以蓄清敌黄，在此基础上继续压缩借黄行运距离。他改挑皂河后，鉴于自清口达张庄运口，借黄行运尚200多里，重运漕船北上险象环生，慢者经行耗时两月，于是上接张庄运口，下历桃、清、山、安四县入安东之平旺河，开成中河约长270里，使江南漕船一出清口，即横截黄河由仲家庄进中河入皂河接泇河，压缩借黄行运水程仅剩7里。（四）明清两朝勉力维持河运，对抗自然，整体上看得不偿失黄河与运河的不兼容，黄河对运河和洪泽湖的填埋淤塞之害，中外有识之士有略同之见：黄河者，运河之贼也。用之一里则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则有一里之利。《御选明臣奏议》,《四库全书》，史部，第4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6页。（李化龙《议开泇河疏》）大运河的危险地段就在黄河流域。它很快就要在这里消失。它的河床很容易被泥沙填满。沟渠会被折断，航路会被阻断。整个大运河会因此而被彻底抛弃。〔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等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D.盖达《运河帝国》）明清固守河运、拒绝海运，无视黄河多沙善淤水情，倔强地要在黄、淮、运在清口交会的情况下持续漕运，以人力对抗自然规律，靠烦难河工勉强维持三河在清口的水势平衡，尽管以治理清口一带水利设施提挈治河通漕之纲领，力所能及地把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水利科学、所能采用的治河通漕技术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连续不断地取得一些惊人突破，得以延续河运到实在不能再延续的地步，其抗争精神可歌可泣，但是付出的代价是灾难性的，沉重而痛苦。假如最高统治者在河崩漕坏之际，适时恢复海运，或让运道在中游接入黄河，或发展近畿和北方农业生产以减少对河运漕粮的依赖，那才是治水通漕应寻之梦、该圆之梦。明人治河费用尚低，重大河工不过几十万两。万历六年潘季驯治河“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镇、徐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如此众多项目总共才“费帑金五十六万有奇”《明史》卷8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69页。。康熙十六至二十七年靳辅治河11年，“计前后各工共估银三百三十三万余两者，实该用银三百零三万余两，今臣工完核算实止用银二百七十六万余两”。《靳文襄奏疏》,《四库全书》，史部，第4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治河通漕成本尚低。后来治河费用一路疯长。乾隆“四十四年，仪封决河之塞，拨银五百六十万两。四十七年，兰阳决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价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大率兴一次大工，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嘉庆中，如衡工加价至七百三十万两。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而马家港大工不与。二十年睢工之成，加价至三百余万两。道光中，东河、南河于年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东河率拨一百五十余万两，南河率拨二百七十余万两。逾十年则四千余万。（道光）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坝及堰、盱大堤银，合为五百一十七万两。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五百五十万两。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五百十八万两，后又有加”《清史稿》，第1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10—3711页。。其中固然有黄河河床越来越高、黄河决口越来越难堵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包世臣《郭君传》披露嘉庆年间贪官污吏所做河工，拨款的五分之四到八分之七为官吏贪污。郭大昌所做河工费省工好，乾隆后期老坝工决口，总河愿拿出50万两让郭大昌用50天工期全权办工，郭大昌仅用10万两、20天即完工；嘉庆初河决丰工，预算堵塞用帑120万两，南河总督怕郭大昌嫌多，砍去一半交郭大昌兴工，“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难色。君曰：‘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员工共之，尚以为少乎？’河督怫然。”《中衢一勺·艺舟双辑》,《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36—37页。河督有难色，继而大怒，是因为郭大昌用钱越少，暴露河工贪污比例越大。其实，明清很多有识之士都曾建议开沁通卫，恢复唐宋于洛、郑之间切过黄河的可持续状态。景泰四年（1453），江良材欲通河于卫，经河南境过河北运，“今导河注卫，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阴，顺流达卫。夏秋水迅，仍从徐、沛达临清，以北抵京师”。《明史》卷8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22页。清顺治十七年（1660），部司姜天枢也曾提及“昔佥事江良材欲导河注卫，增一运道”《清史稿》，第1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70页。之事，但统治集团因循守旧，无意回归可持续状态。四 古代中国治水通漕缺憾（一）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中华民族素来向往大海。北京山顶洞人、山东大汶口人、浙江河姆渡人，都傍河面海而居。按《史记》，黄帝曾东至于海，大禹曾于碣石入海，秦始皇曾“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史记》卷6，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3页。。经行今山东滨海的黄县、牟平、文登，绕成山角至青岛。中华民族素有航海实践。大禹时代扬州贡运路线沿“江海通淮泗”，即顺江出海北上入淮，逆行淮泗进入黄河，运送贡物至黄河之滨的夏都。按《诗经·商颂》，商的祖先夏朝后期就发展到渤海沿岸，并靠武力使岛夷宾服；近代殷墟考古表明，商朝开国后曾从海上获取海贝、龟甲。按《史记》所载汉人追述，秦始皇曾通过渤海运粮饷至北河。按杜甫诗歌记述，盛唐曾从吴越海运丝绸、稻米至幽燕，元代一直坚持漕粮海运大都，而且始终保持远洋航海对外贸易。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创当时世界多项航海之最。数万人、上百只巨船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大规模的船队，数度往返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非洲东海岸之间，满载而往，平安而归。且此前还有每年海运北平和辽东粮食数十万石的近海漕运实践。但是永乐十三年一旦京杭运河年可一河独运三四百万石，成祖即下诏停止海运、专事河运，此后又宣布禁海。这是何等自甘懦弱，以致后代子孙在河崩漕坏时想海运因手段和经验断档而却步，或浅尝辄止，只配固守河运。隆庆、万历之交，“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因在“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受到“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被最高统治者“罢不复行”《明史》卷86，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11—1412页。。表面上看，似乎统治者非常在乎人丁、漕粮损失，但是漕粮河运也会人死粮失，因坚持河运扭曲河性导致的黄河决口淹死人口动辄以万、十万、百万数，因河灾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动辄以百万石、千万石数，治河通漕大工银两投入动辄以万两、十万两、百万两数，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何尝在意？况且，王宗沐试海运所损，较之元人重用归顺海盗初试海运时人粮损失为小。王宗沐没有魄力寻找海盗参与试运已经不如元人，明廷因小有损失就停止试行海运更是神经衰弱，进取精神严重退化。清人是有现成的海运资源和经验而不愿漕粮海运。清代在康熙年间即海运沿海之粮接济辽东和漠北，整个康乾盛世官方坚持着在沿海海运粮食赈灾或平抑粮价；江浙民间则长期有沙船至辽东运豆返销江南，养成雄厚海运实力和技术经验。如此海运基础，不仅康乾盛世遇到河崩漕坏时，没人决策力行海运，而且河运到了山穷水尽地步时，道光六年琦善、陶澍等封疆大吏把江苏漕粮180万石海运到天津，如此完美的海运行动丝毫没让清宣宗欣喜若狂。当大臣上书道光七年再行海运时，清宣宗却以河运恢复有望，断然下诏停止海运、恢复河运，因循守旧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二）治河通运经验未能充分传承，治河技术断档唐宋运河接黄河于中游河岸高实之处，而元明清不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却硬要在下游淮安接入黄河；元人运道虽接入黄淮于淮安却坚持翻坝入黄淮，明清不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非要漕船过四闸直入黄淮；元代漕粮海运为主、河运为辅，明清两朝不理解这样做的合理性、必要性，非要漕粮全部河运、拒绝海运。前代成功经验不为后代所遵循，后代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为追求所谓平安漕运、高效漕运，而陷入不可持续的误区，是古代中国治水通运的最大、最明显的遗憾。此外，还有另外两大遗憾。其一，前代最成功治河通漕经验没有被后代吃透精神、再创范例；后代反而对那些未曾付诸实施的大而空的治河议论大加推崇。两汉治河通漕成功无过于王景治河，其成功经验一是根据黄河改道规律，为它选择一条入海最通利的路线并用大堤把它稳定在那里，让它并流一向入海；二是认识黄河与运河的不相容，大筑其堤坚决地把汴渠同黄河分开，把运河所受黄河影响降至最低限度；三是采用十里立一水门，让黄水更相回注，以消解黄河汛期洪峰的技术。虽然也有几位学者在学术著作中盛赞王景治河功施千年，但身负治河重任的河道总督们很少有人潜心研究其成功精髓，更没有在新的水情条件下复制其成功。北宋是黄河的多事之秋，改道频繁，决口更频繁，正宜发扬王景治河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精神，文官们却乐于大谈经义治河，拿大禹治水和西汉贾让治河三策套北宋河情。如陈舜禹当横垅、商胡决而难堵、河复故道挽而不回之际，撰《说河》试图从经义演绎出治河结论，“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于地中。智者行其所无事，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孔子作，禹之法常存；孟氏出，禹之法益明。呜呼！不以禹之法而治者，皆拂其性也”。连他也觉得这样说太空洞，文末抱住西汉贾让治河上策佛脚，建议皇帝“则徙民宽闲，而纵其流，当世之善计也”（宋）陈舜俞：《都官集》,《四库全书》，集部，第10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76页。。这等于说不治就是治，决水流到哪里，就把哪里的老百姓迁走。实在迂腐之极。明代中期多次面临河崩漕坏，既不能弃河从海，又不愿恢复隋唐运道在中游接入黄河，也离不开借黄行运500里水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筑堤束黄过清口会淮入海。但当时河臣大多于该学王景治河之际却奉贾让治河三策为圭臬，以为河分则势弱，势弱则过清口不易倒灌运口和湖口。殊不知河分则流缓、流缓则沙停，会加快河床抬高，加速三河交会漕运机制的崩溃。其二，具体河工、水利技术的失传也让人十分痛心。北宋的复闸技术，在水位落差较大的运河，相距十来丈或几十丈处建两座单闸，开上闸进船，闭上闸启下闸出船，可有效节省水源。但是历经元代百年，漕粮绝大多数海运，运河水利设施无人讲究，至明初复闸技术已经失传。宋礼、陈瑄在会通河所建数十闸、清江浦河所建四闸都是单闸，直到清末都没有改建复闸。请看典籍所载：淮安西门外直至河口六十里，运渠高垫，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为漕底，而闸水湍激，粮运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牵挽过闸者。（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四库全书》，史部，第5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潘季驯《查复旧规疏》）清江浦天妃闸以入黄河……重运出口牵挽者，每艘常七八百或至千人，鸣金合噪，穷日之力出口不过二三十艘，而浊流奔赴，直至高宝城下，河水俱黄。居民至澄汲以饮。（清）靳辅：《治河奏续书》,《四库全书》，史部，第5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6页。（靳辅《南运口》）假如是复闸，漕船出运入黄时，不临黄河的闸面下板封闭，黄河水位再高也不能长流直灌，何以往外拖拉漕船如此费力？技术断代和失传让人扼腕而叹、触目惊心。清代文学作品有形象、动情的描写：黄河怒流动地轴，十舟九舟愁翻覆。临矶作闸为通舟，水急还忧石相触。挽舟泝浪似升天，千夫力尽舟不前。巫师跳叫作神语，舟人胆落输金钱。（清）施闰章：《学余堂诗集》,《四库全书》，集部，第13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8—499页。（施闰章《天妃闸歌在清河县为诸闸险峻之首》）黄河如山挟沙走，清淮雪浪殷雷吼。白日风雨斗两龙，涛声五月清河口。小舟飘忽若凫鹜，大船嵬垒如山岳。若鸦衔尾车接轴，北人腾笑南人哭。突然一掷如破竹，粟米流脂膏鱼腹。……风狂雨骤向昏黑，欲上不上船头裂，欲退不退船尾折。千夫力尽指流血，一唱督护心断绝。（清）徐世昌：《清诗汇》（下），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4页。（吴以諴《观黄淮交汇粮艘竞渡感而有作》）从清初到清中叶，漕船由淮扬运河出闸入河，纤夫牵挽之难如出一辙，可见天妃以单闸临黄河，且多数时间闸后无闸。陈瑄当年隔数里建一闸，过四闸入淮也没有很好地坚持。总之，先秦以来古代中国人治水通运，不断寻梦筑梦，梦圆成真，且大体具有可持续性，至元朝河、海两运而登峰造极。中国古代治水通运文明，是当时中国经济和科技领先世界的一个缩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永乐年间实现平安、高效河运之后，放弃海运专事河运，表明封建统治者丧失进取精神，坠入背弃可持续传统，陷入在下游接入黄河、在三河交会情况下固守河运泥潭而不可自拔，是古代中国治水通运可持续到不可持续、遵循规律不断圆梦到因循守旧日渐衰败的转折点。明清两代尽管也在与黄河苦斗中把维持黄、淮、运三河水势平衡技术发挥到极致，有一定的筑梦不已的精神价值。但整体上看，其漕粮河运是盛极而衰、不可复振，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的必然性，有助于解读鸦片战争战败的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