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丽娟

出版日期：2012-03-01

ISBN：978-7-5161-0549-8

字数：51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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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 社会变迁 研究 西北地区 民国

本书所指的西北，仅限于民国时期的甘肃、宁夏（包括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今属内蒙古）、青海、新疆四省区，研究对象包括主要聚居在甘宁青地区的回、东乡、撒拉、保安、藏、土、蒙古等民族和主要聚居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锡伯等民族。由于该地区是著名的西北高原，它实际上由蒙新高原大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一部分组成。按照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分布的特点，西北地区又可划分为甘宁青地区和新疆地区两大部分，因此在本书研究中，常常从甘宁青地区和新疆地区两个部分来展开论述。甘宁青新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地。民国时期，这一多民族社会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关于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学术界有一定的积累。早在民国年间，中国学术界就开展了西北回、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当时大量的考察报告、游记、行记、笔记、文集以及民国档案等，均不同程度地记载或反映着那个时代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这为我们系统研究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提供了基本资料。20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众多学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随后出版了“五种丛书”，其中有关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社会历史调查丛书，收集了西北各民族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大量资料，对进一步推进高质量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史学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甘宁青新四省区组织出版了一批文史资料，汇集了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补充和延伸了以往的史料记载。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民国时期西北边疆和民族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开始积极涉足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之中，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已有研究成果具有较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研究范式上。重视政治、革命斗争历史，忽略各民族社会结构、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许多社会领域和社会问题都不能被其所包含，不能从总体上展示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内在规律，也有碍于民族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二是在研究的层面上。由于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资料相对缺乏，并且分布零散，造成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多为零散微观的研究，要么是对个别民族的研究，要么是对个别问题的研究，缺乏宏观上的整体把握。因此，选择民国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具有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意义。从学术上讲，首先，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显著变动的方面及其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丰富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领域。其次，以社会变迁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历史进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与分析，拓展了民族史、民国史研究的视野。第三，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特点及其规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当代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有放到历史之中，才能看清其来龙去脉。民国时期是西北少数民族历史演进中的重要时期，许多今天存在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亟待大力加强研究。因此，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进行总体性探讨与分析，又是具有重大社会实践意义的课题。它不仅使人们能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原貌，了解西北各族民众开发西北边疆、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认识和总结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丰富人们对该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的整体认识，而且通过这一研究，对西北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复杂性、滞后性等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促进和制约其社会发展的诸因素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以发现其独特规律，为当代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今天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与一定的理论支持，对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西北民族社会稳定等方面，都是十分有益的。由于民国时期西北各民族人口、经济、社会等研究资料匮乏、零散，统计数据来源复杂，有些是实际的普查数或登记数，有些则完全是估计数，对于各民族人口也并未作单独统计，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我们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有关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并从相关问题与相关学科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和说明，对其中的一些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和分析，纠正了一些因时代局限而产生的不足和谬误。本书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社会变迁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历史进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与分析。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突发的、急剧的、演进的或缓慢的变化，是社会的动态表现的一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和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变迁十分剧烈。在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西北民族地区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本书选取了人口变迁、传统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绿洲农业变迁、教育变迁、社会分层与流动、灾荒与社会问题、西北军阀与西北民族社会等专题进行论述，总体上都突出了社会显著变动的方面及其主要问题。另外，本书采用新的视角，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各类人物的叙述和分析比较深入，实事求是，持论恰当，走出了民国人物研究的既有思维定式。本书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再现了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在各种时代力量的左右下，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曲折发展的复杂过程。通过研究，我们对该时期西北民族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第一，民国时期的西北民族社会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西北少数民族在民国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过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与内地相比，其转化的速度比较缓慢。西北早期现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与中国主流社会的“晚发外生型现代化”所不同的是，中国主流社会现代化的“晚发”是相对于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发生时间，而西北现代化的“晚发”则是相对于中国较发达地区而言的；中国主流社会现代化的“外源”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西北现代化的“外源”是指中国内部现代化的早发地区。中国主流社会现代化是1840年开始启动的，而西北地区是在受到国家政体的变革后和东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影响下，社会才开始发生变革的；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因此，现代社会因素同同期内地汉族地区相比发育的并不充分，传统社会因素广泛存在，这使西北民族社会的整体运行并不和谐，社会发展滞后，社会各方面问题比内地更复杂。这种差异就决定了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低、起步晚、时限短，西北民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更艰难和缓慢。其二，民国时期西北民族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包括宏观上的多元化和微观上的多元化），但各民族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不仅是不同民族有极大的差异性，同一民族也因种种原因而出现社会变革程度的不一致。由于各民族所处生态环境的不同、历史文化的独特性，社会构成的多元化，社会意识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影响其对现代社会因素的接受、消化吸收和理解。现代社会积极进步的社会因素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自觉接受的，故各民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时，其社会整体变革并不一致。第二，民国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出现的现代性因素还很微弱，可以说传统的西北民族社会才逐步迈进了近代文明的门槛，但它毕竟是新的进步的标志，为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地区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加快了西北少数民族社会转型的进程，为20世纪中期以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腾飞作了历史的准备。第三，民国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当局的治理下，虽开始向现代社会迈进，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落后、自然环境脆弱、传统遗风浓厚、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信仰各异、战乱频仍、灾荒和疾病多发、军阀统治专横、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盛行，其发展仍极为缓慢，有时甚至出现倒退。因此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才迈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