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泉山

出版日期：2020-11-01

ISBN：978-7-5203-2283-6

字数：550千字

热度：5

工业经济 经济史 中国 1958-1965

本书是“新中国工业化回望录”的第二卷，以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特别是1958—1965年八年的工业化历程为主要内容。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几代人历经磨难而终无所获的美好愿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国，把“两弹一星”送上天，以它辉煌的光焰屹立于世界。新中国的工业化有着时代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内涵。它同现今西方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化相结合的情况不同，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模式。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工作积极性。这是它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赢得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充满坎坷。有来自外部设置的障碍，也有自己的失误。有成功，也有挫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但是，无论什么情况，都没有能够阻挡它前进。回望过去，放眼未来，不禁使我们备感自信。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1956年至1965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地、大规模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以苏为鉴”，探索加快发展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时期。1956年主要是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胜利是195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真正全神贯注地向大自然开战，转入全面地、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是1958年。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断代1958—1965年，叙述上限则延伸到1956年。 这一时期尽管遭遇过严重的曲折，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不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一本书以《中国的经济起飞实验》命名。“经济起飞”概念，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由英国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工业化历史的新篇章。这是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经济大变革。伴随它们的，则是社会生产力的飞跃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时间所创造的惊人的生产力的褒扬，指的就是这一事实。后来，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研究这一现象时，把它定义为“经济起飞”。中国在完成民主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致力于加快发展，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撇开社会制度因素，同当年英国等国家工业革命所面临的情况和所要解决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很相像的。笔者点明中国这次经济起飞的“实验”性质，是基于毛泽东当年曾经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他还要“观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说，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者兼而有之。后来的发展，果然是这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这一时期的分析和评价，一分为二，既肯定主导的方面，又指出其严重的失误。上述《决议》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所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使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决议》在列举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后肯定说：“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接着，《决议》对于这一时期的失误作了如下分析：“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工作方面，《决议》特别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8—19页。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经济大变革，都必然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即所谓飞跃现象，只不过比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就要逊色一些了。美国在工业化时期（1820—1900年），工业发展速度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快，但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只为5.8%—7.2%。转引自黄松龄《我国解放后十三年来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经济问题参考资料》第4期（总第11期），1980年4月24日，第12页。 我国在1956—1965年虽然经历严重挫折，工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仍然增长1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54倍，1965年比1957年增长2.53倍。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这说明，中国经过两次革命，获得了解放的社会生产力开始释放出更巨大的能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尝试从经济起飞的视角观察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探寻其固有的规律，从中研究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汲取教益。这是一个新问题。能否站得住，深望学界同仁指教。二紧步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1961年中国陷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书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危机的一般理论，揭示这一不同寻常的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危机一般的意义上，它实际上也是一场经济危机，但与资本主义那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不同。其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导致农业严重歉收引发的粮食危机，进而向工业部门传导，酿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加重了它的严重程度。笔者把它定义为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关的特殊形态的经济危机。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说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是仅仅具有优越性的一面，例如，惊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按照需要有计划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超出人类抵御能力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以及经济工作如果在较长时间内或者在较为严重的程度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同样会发生经济危机，更不要说天灾与“人祸”的同时夹击。它启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有必要的准备和储备。这也是不久以后，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重要背景之一。迄今，对于那场严重经济困难即本书所称经济危机原因的探讨，有多种方法。笔者从比较的角度，应用“假设”的方法求证，认为天灾同“人祸”“人祸”一词是毛泽东当年首先使用的。按词源解释，祸的本义是“灾害”“灾难”，亦谓“作祸”“为害”。毛泽东借用它显然是就当时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危害而言，不是它的本意。是好心办了并不都是良好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应该加引号，有时为简便省略了。 相比，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在某些局部地区、局部环节上，“人祸”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但从危机的整体看，如通常所说，天灾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最终形成危机的决定性原因。国史学家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一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1957年为参照系，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持有这种看法。 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并不一般地拒绝应用“假设”的方法求证某一论断或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的论断，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又是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遭遇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必要进行专题性研究。本书第十九章设专章讨论“‘大跃进’年代的自然灾害与救灾”，并运用“新旧对比”方法，论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这场抗灾和救灾斗争，是历代王朝、民国政府不可比拟的。离现在最近的旧中国1942—1943年蒋介石政府执政时期，曾有过一次中原大饥荒。当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都不及1959—1961年，造成的危害和后果却骇人听闻。仅河南一省3400万人口中就因饥饿死亡300万—500万人（据一位国民党省参议和美国记者白修德所说，因饥饿死亡人口达500万人）。笔者曾亲历那次荒年，时年七八岁。目睹贫者卖儿鬻女的人间悲剧（邻居一家无子，就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富者趁贱价收买土地。那时，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店铺依然有米、面出售，沿街照常有叫卖熟食的挑担小贩，却增加了不少乞讨者，啼饥号寒惨死街头已不稀罕。新中国1959年以后的几年，事前依靠国家和人民公社集体力量抗灾，减轻损失；事后又组织救灾，尽力降低灾害的危害程度。局部地区发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主要是“营养性死亡”。这是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研究这一问题提出的概念，是否妥当，还可以斟酌和讨论。其含义主要是指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但包括在“营养性死亡”数字中，真正属于“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3日A07版。这可能比“非正常死亡”的概念要精当些，因为其他意外死亡也属于“非正常死亡”。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区别旧中国荒年的情况。在旧社会制度下，一遇荒年，虽然也有官方的救灾和民间义赈一类的做法，作用有限，不能避免农民因灾破产、因灾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荒年反而成为权势者与财主们巧取豪夺、兼并土地的好机会。区分上述两种情况的不同性质，是很必要的。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从国家领导人到全国人民，除区别城乡和不同工种，一律按低标准配给基本口粮，保证大家渡过灾荒。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像旧社会那样，一些人吃得饱甚至照旧美味佳肴，另一些人的景况就难以想象了。四关于本书的结构：前言，是有关本书的几点说明。绪论，论列人类社会固有的经济飞跃现象和经济起飞概念的由来以及毛泽东的发展观。正文部分，分五篇：第一篇，起飞前奏。用五章说明起飞的历史前提、思想理论等方面的准备及“大跃进”局面的形成。1956年的加快发展，后被周恩来概括为“跃进的发展”，其实是1958年“大跃进”的预演。它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决策层达成共识的必要环节。没有这一阶段的实践，很难理解此后三年全党上下全神贯注地领导一场“大跃进”运动。第二篇，“大跃进”的三年。从第六章到第九章分四章叙述，包括第八章专门论列实为主动进行经济调整工作的“八个月纠‘左’”。可惜功亏一篑，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第三篇，意外的经济危机。本书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看作一场经济危机。说它是“意外的”，不仅是指它具有偶然性的特点，还在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里根本不承认它有存在的理由。第十章，在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危机的一般原理后，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用两章分析危机的起因及主要表现。第四篇，同严重困难的斗争。叙述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战胜经济危机的斗争。这场危机的要害，也是影响和决定危机主要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是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六亿人口的口粮严重不足。当时的中国，面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全面封锁，苏联赫鲁晓夫统治集团乘机发难，落井下石，更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即使没有这些因素，中国有限的外汇，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能情况，对于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出路只能是主要靠自己解救自己。在第十三章，专门论列毛泽东继续亲自动手抓农业，由此突破，带动和推进经济调整全局活起来。第十四章叙述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第十五章叙述“七千人大会”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情况及其在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叙述国民经济的复苏以及此后的三年过渡阶段。第十九章专章讨论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救灾问题。第五篇，起飞实验的综合观察。本篇首先对1958年“大跃进”和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分别设专章审视，进而把1958—1965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前三年的“大跃进”和后五年的调整相辅相成，可视为国民经济波浪式运行的一个周期。在这一周期结束时的1965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即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实现社会工业化的目标，按当时的理解和要求衡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提前实现。它的主要标志是：初步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规模的工业体系和机械制造工业体系，并开始有了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举突破国防尖端，爆炸了独立研制的原子弹。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用四五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才走完的路。在同一时期里，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也都没有取得这样大的发展成就。经济调整之所以用了五年长时间，除却天灾肆虐的因素，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和一部分追加的资金投入，是用来解决三年大发展中的填平补齐问题，因而理应当作不能省却的一笔补偿性投入对待。没有几年的大灾，调整不至于延续五年的时间。此外，笔者在本篇还提出一个关于“二五”计划期的统计数据处理问题。在国民经济实际运行中，原定“二五”计划期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做了这样的区分。现行统计方法仍作为完整计划期，难以反映历史原貌，且易产生误导作用，有必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五有必要说明，拙作承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看，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本书的构思是一次尝试。所持看法能否站得住，也有待于检验。期望批评指正。本书讨论内容，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作者2015年4月15日2017年4月5日修改

作者：马泉山

出版日期：2015-05-01

ISBN：978-7-5161-5877-7

字数：363千字

热度：6

工业化 研究 中国 1953～1957

本书是《新中国工业化回望录》的第一卷(1949—1957)，以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主要内容。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几代人历经磨难而终无所获的美好愿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国，把“两弹一星”送上天，以它辉煌的光焰屹立于世界。新中国的工业化有着时代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内涵。它同现今西方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化相结合的情况不同，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模式。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工作积极性。这是它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赢得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充满坎坷。有来自外部设置的障碍，也有自己的失误。有成功，也有挫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但是，无论什么情况，都没有能够阻挡它前进。回望过去，放眼未来，不禁使我们倍感自信。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涵盖1953—1957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或“一五”时期)，迄今恰是一个甲子。它的实施，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梦想的大幕，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技术的最初基础，即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最初基础。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新篇章。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过程。中古以前，中国的发展曾经领先世界，只是到了近代落伍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给中国社会注入了近代元素，加速着它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另一方面，又同历届腐败政府沆瀣一气，阻挠中国进步，打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步步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其工业原料的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日本就高唱“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地论调。直到人民大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争得了重新发动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本书绪论部分，简要回溯这一过程，作为全书的背景。“一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是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初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是六亿人民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实践。它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在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落后而又面临严峻外部环境的情况下，“一五”计划选择了重工业高强度发展的战略。从主要方面说，它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可否认的是，各种比例关系往往绷得过紧，国民经济经常处在紧运行状态，加剧了年度间的波动，反过来又给予发展速度以负面影响。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被传导到社会变革的方面。长期以来，非议甚多的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提前完成，同它有很大的关系。在这过程中，中共中央决策层不免发生摩擦和争论。后来的许多问题，大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发现其端倪。我们的讨论，不完全限于纯经济的范围(尽管它是主要的)。经济总是社会的经济。完全离开上层建筑的活动，不容易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追索前人决策的轨迹，揭示当年工业化战略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在观察是非与得失的时候，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历史感。还有一层，我们的研究，不完全限于“一五”计划期内的五年。以笔者的理解，这里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因为从实际上看，构成“一五”计划核心部分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1950年就先后动工;大量的项目则是在“一五”的后续期建成投产。作为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早已经开始。通常说，“一五”计划奠定了国家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最初基础或初步基础，应该说，主要是指这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重工业骨干项目的建成投产;而这在事实上跨越了狭义的“一五”计划期。经济现象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是其固有的属性。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许涤新、吴承明，曾根据恩格斯的思想，对此有所阐发。他们说:“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它不是一个事件，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然消失。”“在政治史上有些突发事件，如异族入侵、宫廷政变，即可招致政权更替，另起一章。经济史却不是这样。任何重要变动，无论是田制、税制的改革，或是新生产方式的建立，都非一纸命令朝夕可至，也非一场群众运动所能蹴就。经济现象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不容忽视，否则就会割断历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这一方法论的启示，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认识。正是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我们把研究上限提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视为准备阶段，或序幕;下限延至“二五”前期，即156项重点工程基本结项。本书结构，除绪论外，分十三章。以“主体”(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两翼”(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展开叙述和讨论。如上所说，把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三年作为实施“一五”计划的准备阶段或序幕，分三章:第一章，以必要社会政治条件的缔造为内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和睦，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和具备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将给予经济发展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第二章，运用新发展经济学方法，论列如何通过工业化两大发动因素，即引进性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性制度创新，开掘“一五”计划的技术和资金来源。第三章，叙述先行产业部门和地区的建设。新中国建立初的三年，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力争先行开始的局部计划经济建设，带有积累经验和创设条件的双重考虑。它也昭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工业化始于农业部门的恢复与初步的发展。一般中国当代史或当代中国经济史，对于“一五”计划的制订，多从过渡时期总路线讲起。本书第四章，则从中国工业化的范式选择和以速度为中心的战略安排切入，在揭示其历史与现实根据的基础上，说明第一个五年承担的任务。由于“一五”计划在1955年7月才最后确定，公布实施。将1953—1955年放在一起，作为第五章“摸着石头过河的三年”，反映边建设、边编制计划、边积累经验，充实修改计划的情况。1953—1955年的三年间，经济运行表现出增长波动与波动增长的特点，增长率递减。计划指标由高到低，几次修订。其症结在于:受重工业高强度发展和农业发展滞后的制约。由此引发的资金供给与原材料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难以协调。“主体”矛盾的传导，促使“两翼”的提速与提前完成。第六章，对这一过程展开叙述。第七章，叙述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两翼”的提前完成，又反作用于“主体”。加快发展，势在必然。以下用三章论列:第八章，探索加快发展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九章，跃进预演的曲折。主要讲1956年的较快发展与一线领导人的反冒进，进而在波匈事件背景下提出了“慢一点”发展的思想。这里把1956年的大发展(周恩来后来称为“跃进的发展”)视为1958年“大跃进”的“预演”，并且与下一章1957年经济的适当收缩联系起来研究，引出一些新的认识。第十章，讲1957年的经济收缩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笔者是在同经济问题有所关联的意义上，对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予以适当关注。因为经济生活不可能与政治生活完全脱离。第十一章，1956年和1957年两年实践的认识价值。这是前两章研究的继续，也是它们的逻辑结论。这里，笔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新的研究，认为:对于1956年和1957年两年的评价，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1957年，不能离开1956年大发展这一前提，仅以当年部分经济效益指标为参照。一般说来，经济调整年份的经济效益指标，往往好于经济扩张的年份;这同经济扩张期，数量化指标往往好于调整年份的情况一样，都是经济规律使然，不能割裂，更不应该对立起来。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1956年和1957年两年各具特点的发展实践，具有不应忽视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遗憾的是，这个有益的经验，在后来的大跃进年代没有很好汲取。“一五”时期的经济实践，显示一个重要事实:在决策层中存在两种经济思想。1956年和1957年的情况，初步证明了它们具有互补的作用。发展下去，可能形成更为完整的科学认识和指导思想。尽管在后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中，相互补充，很难说已经达到满意的程度。这是值得研究的。第十二、十三两章，分别讲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和“一五”时期的总体建设成就。最后，是几点结语。本书研究内容，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