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王小霞
2015-04-01
978-7-5161-5905-7
235千字
金融风险 预测 研究中国
2008年的金融危机百年不遇,在全球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出现了“国家倒闭”的极端案例。随着金融危机传染效应不断增大,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从金融层面渗透到实体经济,影响程度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之中,诸多国际不稳定因素正通过多种传染渠道渗透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体系在运行中也存在一系列风险,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导致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为保证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防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造成的威胁,尽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研究金融危机传染效应下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理论,设置科学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风险预警技术和方法等已成当务之急。本书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深化的现实背景下,从中国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和运行中的诸多风险出发,以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理论、金融风险预警理论为基础,同时运用向量标准化、AHP法、熵权法、因素分析法、乘数合成归一法、插值法、信号灯显示法、ADF检验、自回归模型、多元Logit模型等方法,从多学科、多工具、多角度深入研究了中国金融风险预警问题。本书的研究旨在为中国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供理论及实践依据,为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构建预警模型提供技术指导,为提高中国金融业运行的安全性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的创新点和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从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和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脆弱性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金融体系运行中的风险及进行风险预警的紧迫性。通过对金融危机由不同传染渠道传染到中国后引起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实体经济部门和出口贸易受到影响、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改变及资源配置弱化等内容进行深入探析,发现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发展不健全、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内在脆弱性等内在风险的作用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因此,建立多角度、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预警可以有效地防范中国金融风险,增强中国金融体系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抑制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第二,开创性地构建了度量中国金融风险程度的指标——金融风险压力指数。首先对国际上流行的度量金融风险程度的指标——金融风险压力指数的构造进行了分析。然后,结合中国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去除掉对中国来讲因为没有完全市场化而意义有限的利率指标,加入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通货膨胀率指标,使得本书所构建的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对中国金融风险程度的度量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加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突破了现有研究方法关于金融风险度量的局限性,实现了实践上的突破和方法上的创新。第三,科学地设置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针对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各自存在的优点和不足,综合了AHP法(主观赋值法)设计指标具有专业性和熵权法(客观赋值法)设计指标具有客观性的优点,在确定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和子准则层的基础上,分别利用AHP法和熵权法对预警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进行确定并排序,然后利用乘数归一法对AHP法得到的预警指标权重进行熵权法调整,最终得到各预警指标的综合权重。在此基础上,利用插值法对中国历史经济数据进行标准化评分,并采用信号灯显示法对得到的预警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分析,发现本书设置的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地对中国1990年至2008年的金融风险程度进行事后验证,说明本书设置的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科学性强,能够作为预警中国金融风险程度的指标体系。根据以上方法本书共设置了5大类28个风险预警指标。第四,拓展了初始KLR模型,在单一预警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合成指标以提高KLR模型的预警能力,运用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概率对我国未来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拓展后的KLR模型在平方概率得分、对数概率得分、全局平方偏差指标上比初始单一指标的KLR模型有着更为优秀的拟合优度和金融危机预警能力。从而建立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判断“警情”,发挥“报警器”作用,从多学科、多工具、多角度进行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和金融风险预警研究,变风险的事后救助为事前预防,突破现有研究方法的局限。本书的研究表明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很低。第五,首次利用三元Logit模型更精确地对中国金融风险进行了预警。本书在二元Logit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虚拟因变量建立三元Logit预警模型。比较二元Logit模型和三元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预测中国金融危机的拟合优度以及检验三元Logit模型的稳健性,发现三元Logit模型在正确预测样本比率(86.67%>83.33%)、正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比率(36.11%>30.77%)以及所有发出危机信号的正确预测危机信号比率(81.25%>48%)等预测指标方面都要明显优于二元Logit模型,能够有效地将金融危机分解为危机发生时期、危机发生后经济恢复时期以及新的经济平稳时期,从而做到了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恢复时期的有用信息,提高了模型对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的精确度。这种研究在国内是一个突破。本书在研究撰写和出版过程中获得西安财经学院2014年科研资助和支持,在此深表感激!同时,本书在写作及数据整理过程中得到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徐有俊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曾燕,张馨月
2020-11-01
978-7-5203-6852-0
262千字
数字技术 应用 金融事业 研究 中国 2019-2020
2019年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不少新兴业态得以涌现,部分原有业态却面临着一些发展症结。2016年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可见数字普惠金融代表着“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金融机构通过开展数字金融服务促进普惠金融发展。2017—2018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中蓬勃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到2019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浪潮有所退却,行业整体的发展困境凸显。只有对上述发展困境进行充分的总结与反思,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才能迎来更好的发展。在过去一年的发展中,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热点问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广泛进行创新、数据泄露与数据共享问题频发、联合贷款业务在监管机构的支持下迎来发展机遇……数字普惠金融的热点事件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值得大家关注。这些热点问题也体现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风险与监管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热点事件与热点问题的背后不仅隐含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最新发展动态,还能够折射出行业整体的发展症结。热点问题背后所蕴含的巨大价值需要我们展开思考、分析与探索。本书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沿与热点,对2019—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部分热点问题进行评述,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行业整体发展提供相关建议。本书的评述内容包含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最新进展,如BigTech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的竞合关系、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互联网保险。同时,本书也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部分业态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如商业银行小微信贷、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互助平台等,并给出了纾解困境的若干对策建议。在梳理热点问题的过程中,本书将学术理论与业界实践相结合,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发展经验,对数字普惠金融多种业态的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剖析与综合评述。本书还特别关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部分业态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努力思索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给出促进这些业态更好发展的一些对策建议,并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行业发展、金融业务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启示。我们期待本书的综合评述与思考成果能够为政府决策带来参考价值,为业界提供一些发展思路,为学术界做出一定贡献,最终能够以团队的微薄之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我们还将继续聚焦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在本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学术探索,通过扎实的理论研究推动行业整体发展。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引领、业界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必将迎来更好的明天。曾燕2020年6月12日
胡潇文
2020-10-01
978-7-5203-7326-5
274千字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为了深入了解当前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斯里兰卡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在斯里兰卡真实的生存环境,了解当地员工对中资企业的看法,云南大学组织开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和劳动力调查”,对斯里兰卡二十多家中资企业和七百名斯里兰卡员工展开调查,围绕在斯中资企业的建立与引资情况、在斯中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本地化发展的问题与困难、中资企业在斯里兰卡的形象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实施情况、东道国员工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职业经历、对中国企业的看法和期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对中国软实力的认可等做了详细问答和数据收集。基于此调查,《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斯里兰卡)》在呈现一手而鲜活的数据的基础上,以量化的方式客观分析了“一带一路”框架下斯里兰卡中资企业的现状、斯里兰卡的营商环境、中斯关系的变迁和影响因素,并对在斯中资企业未来的投资和发展提出建议。
尹永威
2017-05-01
978-7-5203-0004-9
178千字
金融业 国际贸易 经济发展 研究 中国
金融和贸易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本书围绕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视角,先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进行考察比较,再转入中国案例进行经验分析。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在金融规模上已基本实现和国际贸易的良性互动,但金融效率仍有待提高。
贺铟璇
2018-10-01
978-7-5203-3182-1
173千字
货币政策 研究 中国
全球化、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随着对外贸易在全球经济总产出中的比重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增长,经济开放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全球经济情况。全球化趋势对货币政策赖以操作的金融环境产生了强大的作用,进而对各国中央银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然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作为一国货币政策制定者,中央银行就必须从全球化角度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将基于国内的需求管理上升到基于全球的需求管理,从基于国内的政策设计上升到基于全球的政策设计。在全球化需求管理下,货币政策的调控变得更复杂、更广泛、更困难,一国的中央银行必须正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一方面,国内的政策必须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影响,货币政策既要维持经济的内部均衡,又要保证经济的外部均衡。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实现内外均衡时的效率不同,不同的政策搭配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政策的国际协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资本、商品、劳动力等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因此,一国的货币政策不会有溢出效应,同时本国的货币政策也很少受到外国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完全封闭的经济是不存在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各国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各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一个经济对外开放的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本国的政策会对外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哪些影响,国外的货币政策又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哪些影响。本书首先界定了研究的范畴,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相关概念出发,明确了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概念的界定以及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其次分析了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目标、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形式、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模式以及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原则。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本书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进行了分析。本书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理论的发展及研究的现状。从米德的相互依存理论入手,介绍了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以及哈马达模型、两国博弈模型等,并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方案理论、货币政策的逆效合作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本书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对来自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影响的趋势以及传递机制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产出存在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主要是一种短期的影响,集中在前3个月,在3—8个月的时间里,脉冲值围绕0上下波动;而在8个月之后,基本上没有影响。从影响方向看,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是一种负向的影响,即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中国产出的短暂增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中国产出的短暂减少。(2)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存在溢出效应。当美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会上升,这种上升在前3个月达到峰值,之后就逐月下降,但是,这种正的影响在长期一直存在。(3)美国货币政策冲击通过政策渠道传导溢出效应,这里的政策渠道有两层含义,分别是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本书的研究显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利率有正向的影响,脉冲值在4个月达到顶峰,在10个月后基本稳定。从影响的方向来看,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美国加息,中国也会随之加息。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货币供给量也存在正向的影响,脉冲值在7个月达到顶峰。这意味着当美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反而是上升的。对中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检验结果发现,虽然中国实行的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策略,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力并不强。中央银行的国内净资产变动的波动率和国外净资产变动的波动率之间负的相关性在大幅度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一种被动调整。(4)美国货币政策冲击通过贸易渠道传导溢出效应。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对中国的进口存在一个正向的影响,维持期达到了16个月。在存在影响的16个月中,脉冲值虽然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波动是比较剧烈的。从影响的方向来看,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出口存在正向的影响,在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的出口会减少;在美国紧缩的货币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出口会增加。来自美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峰值出现在第4个月,然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维持期达到了20个月。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净出口产生一个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负向的影响维持期为3个月,3个月之后的影响就是正向的。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影响中国的净出口,其紧缩的货币政策在3个月内会使中国的净出口减少,而3个月后会使中国的净出口增加。(5)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传导溢出效应。美国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的资产价格产生一个负向的影响,即美国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中国资产价格收益率的下降,而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导致中国资产价格收益率的上升。这种影响的维持期限大约为20个月,峰值出现在第3个月。(6)在三种影响渠道中,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政策渠道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资产价格渠道,最后是贸易渠道。在贸易渠道中,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对出口的影响又大于对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关键词:货币政策 国际协调 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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