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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信任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Disentangling the Mechanism between Intra-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黄勇
2019-01-01
978-7-5203-4003-8
230千字
人事管理 研究
本研究依据“情境感知-心理认知-外显行为”的分析框架，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情境强度理论的核心观点，实证检验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三种不同指向信任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工作自主性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主动性工作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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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研究
Study on Mechanism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Under the Era of Big Data吴昊
2020-12-01
978-7-5203-7604-4
201千字
电子政务 信息资源 资源共享 研究 中国
本书运用管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网络等学科知识，系统梳理了大数据时代政府信息共享的理论基础以及大数据与政府信息共享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入介绍了中国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的发展历程、现存问题及成因，并详细梳理了美国、英国、新加坡政府信息共享的发展历程、实践操作及有效经验。借此全面论证了信息共享机制的结构设计：顶层设计、数据基础、平台建构、结构蓝图。规划了信息共享机制的实现路径：激励路径、制约路径、保障路径，最大程度地实现政府“善治”目标。本书不仅是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的事实规范研究，同时也是基于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理论、统计学与电子政务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旨在通过对时代背景的个性分析，找寻一条适合中国政府信息共享的独特道路，以服务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和更高效能的产出。政府信息共享即政府掌握行政权力、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组织自身制作所产生或者在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所收集的信息，在维持社会正常生活秩序、个人生存条件以及发展需要的前提下，给予相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体分享部分信息的行为。政府信息共享不仅是消除“信息孤岛”效应的实际需要，也是适应电子政务建设的内在要求。政府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包含理念层、结构层与操作层三个逻辑层级，同时大数据时代为该机制的实现提供了宏观背景变迁和微观工具变迁，从而使得大数据时代下中国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的实现变得可行。因此，从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出发，以信息为基础、以共享为方式、以机制为依托，势必为新时期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善治”使命的达成提供了绝佳的路径。中国政府信息共享经历了起步、过渡和全新三大阶段，在政策法规、信息收集、平台建设和地方践行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了政府信息共享的共识尚未达成、平台建设滞后、安全隐患频出、障碍因素多发四大问题，究其原因，是利益纠葛、标准分歧、监管缺位和从业人员共享意识淡薄四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国外先行先试的实践表明，应该以美国、英国、新加坡为借鉴，将“智慧国”等开放共享理念作为政府工作基点，以机构设计为依托，以大数据人才、财政专项资金或激励基金为保障，以法律法规完善为制约，从而加快推进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的实现。大数据时代下政府信息共享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机制建设理念是先导，是功能的体现与发挥的基础。如果政府信息共享这一议题是一辆行驶在公共事业管理道路上的汽车，那么自我发展理念是动力系统，自我约束理念则是控制系统，二者唯有协同配合才能保障这项议题的快速推进和健康发展。大数据时代下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的结构设计应当从四个角度入手，即顶层设计、信息获取、平台建构与蓝图规划。其中顶层设计包括前提条件的达成、基本原则的坚持和时代观念的树立；政府信息共享的信息获取及数据处理有多种方式和手段，常见的数据处理方式有最小值—最大值规范化、标准化、十进制正规化和数值型数据的离散化四种；而平台建设则是以多媒体动画信息和多工具的动画信息为主要展示方式，同时与多手段的共享平台相配套；蓝图规划则是集“一网”平台“‘一号’式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机制”和“‘一号’‘一窗’办理的政务服务机制”于一体的“三一”式信息共享业务架构。对于大数据时代下政府信息共享的实务来讲，理念诠释是前提，结构设计是基础，有序运行是关键，“三位一体”统一于机制。如何保障“有序运行”这一关键，可以有三大路径：一是激励路径，二是制约路径，三是保障路径，三者分工不同，激励旨在调动共享主体的积极性，制约旨在保证共享活动有序化和规范化，而保障旨在为管理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条件。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为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的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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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行政软实力建设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Soft Pow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吴帅
2018-01-01
978-7-5203-2147-1
145千字
国家行政机关 行政管理 研究 中国
本书回顾了软实力以及与软实力相关的研究成果，以软实力理论、行政文化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等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主要阐明和解决四个问题：什么是行政软实力？如何测度行政软实力？中国政府行政实力建设现状如何及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怎样提升中国政府行政软实力？根据上述四个研究问题，提炼出中国政府行政软实力建设的一般性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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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对策：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n Nation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张兴华
2017-05-01
978-7-5203-0455-9
267千字
国家 行政管理 研究 中国
如何治理国家是国家产生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作为治理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是治理政策、治理目标、治理方略等的设计者，是推动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承载着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同时，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本书在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演变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以政党、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阐明三大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问题透视；二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分析；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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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管理的公共性问题研究
Study on the Public Nature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李忠汉
2020-12-01
978-7-5203-6035-7
242千字
行政管理 研究 中国
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呼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这对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什么是政治学？在弄清什么是政治学之前，需要先弄清什么是政治。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这段著名论述告诉我们，一个大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组成。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仅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进而决定文化的上层建筑。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对经济、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一定形态的政治又与一定形态的经济一道首先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所以，一定的政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弄清什么是政治学，让我们进一步从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中寻找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列举的所有学科中，习近平总书记没有直接讲到法学，这决不是总书记的疏漏。法学本身不是一个领域，它仅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个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学也十分重要。但在总书记的讲话中，法学在哪，我个人理解，法学涵盖在政治学的之中。无论从毛泽东的论述，还是习近平的论述，都说明我们不能把政治学的内涵理解得过于狭窄甚至偏颇。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其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者组成中的“政治”即也可以称之为“大政治”，应是与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个领域相并列的政治领域，而不是仅仅限定于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人事管理、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方面的“小政治”。具体而言，政治学就是研究群众、阶级、领袖、政党、国家、政府、军队、法律以及统一战线、战略策略等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着的活动及其联系并上升到规律和本质的学问。仅仅研究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人事管理、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方面的“小政治”学，既不能有效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也不利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学的创新发展。政治学作为治国理政的学问，其研究应当顺应历史趋势、围绕时代主题、坚持问题导向、满足人民期待。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需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紧随时代步伐，站在历史高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学术方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在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互动中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服务，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世情、国情、党情相结合，不断解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依法治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当今世界，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政治学研究者应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政治学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去创新，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郑州大学政治学团队正是立足“大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着力研究“互联网国际政治学”“政治安全学”“文化政治学”，并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其中，余丽教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出版了一部开创性学术著作《互联网国际政治学》，并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业界空白，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在郑州大学政治学学科荣获河南省重点学科之际，郑州大学政治学学科团队出版“郑州大学政治学丛书”，助力推进郑州大学“双一流”建设。李慎明2019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