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登录
注册
-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Religious Belefs in China卓新平
2015-05-01
978-7-5161-6120-3
225千字
宗教信仰 研究 中国
自鸦片战争之始的近代中国，遭受落后挨打欺凌的命运使大多数中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改变“西强我弱”和重振中华雄风需要从文化批判和文化革新开始。于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学习日本、学习欧美以至学习苏俄。我们一直处于迫切改变落后挨打、积贫积弱、急于赶超这些西方列强的紧张与焦虑之中。可以说，在一百多年来强国梦、复兴梦的追寻中，我们注重的是了解他人、学习他人，而很少甚至没有去让人家了解自身，理解自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亦无明显变化。20世纪80、90年代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历史。但与此并行的一面，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强国梦、中华复兴梦的追求中，通过“物质(技术)批判”“制度批判”“文化批判”一直苦苦寻求着挽救亡国灭种、实现富国强民之“道”，这个“道”当然首先是一种思想，是旗帜，是灵魂。关键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旗帜、什么样的灵魂可以救国、富国、强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屈辱、失败、焦虑中不断探索、反复尝试，历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实践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的破产，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终于走出了中国革命胜利、民族独立解放之路，特别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还不完善，但可以说其体制制度基本成型。百年追梦的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姿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长期以来形成的认知、学习西方的文化心理习惯使我们在中国已然崛起、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的现实状况下，还很少积极主动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自己——“历史的中国”和“当今现实的中国”。而西方人士和民族也深受中西文化交往中“西强中弱”的习惯性历史模式的影响，很少具备关于中国历史与当今发展的一般性认识，更谈不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了解，以及“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对于中国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这样深层次问题的认知与理解。“自我认识展示”的缺位，也就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不同政见人士抛出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等甚嚣尘上。可以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西方和认识世界上，并习惯用西方的经验和话语认识自己，而忽略了“自我认知”和“让别人认识自己”。我们以更加宽容、友好的心态融入世界时，自己却没有被客观真实地理解。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总结出来，讲好中国故事，讲述中国经验，用好国际表达，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民众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无疑是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学术文化研究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担当。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本院一流专家学者和部分院外专家编撰了《理解中国》丛书。这套丛书既有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总的梳理和介绍，又有从政治制度、人权、法治，经济体制、财经、金融，社会治理、社会保障、人口政策，价值观、宗教信仰、民族政策，农村问题、城镇化、工业化、生态，以及古代文明、文学、艺术等方面对当今中国发展作客观的描述与阐释，使中国具象呈现。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国内读者更加正确地理解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更加理性地看待当前面临的难题，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民族自信，凝聚改革发展的共识与力量，也可以增进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与理解，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9 3 2014年1月9日
-
中国宗教学40年：1978—2018
卓新平
2019-01-01
978-7-5203-3949-0
560千字
宗教学 研究 中国 1978 2018
卓新平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纪念，对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而言，是回顾、总结中国当代宗教学发展走过的40年历程。中国宗教学的形成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宗教学真正系统化、专业化全面发展，则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与成果。40年前，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处于“早春二月”的状况，成建制、有规模的宗教研究机构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家，乃是当时“一枝独秀”的奇特景观。40年来，中国宗教学蓬勃发展，姹紫嫣红，蔚为大观。在今天中国宗教研究硕果累累、百花争妍的美景中，世界宗教研究所正享受着一种“在丛中笑”的陶醉。20世纪初，当宗教学刚传入中国时，学术界最为关注而且讨论激烈的问题是“中国有无宗教”。当我们步入21世纪时，我们的问题意识已升华到如何为“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定位、怎样在理解“宗教”的基础上来为依法管理而制定法规。宗教学的概念和体系构建，其关键也在于对“宗教”的界说与诠释。应该说，中国当代宗教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宗教”定义的反思和拓展。两个世纪的关联，加之漫长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悠远的华夏精神诉求，使人们在客观、科学地看待“中国有无宗教”问题时，必须首先弄清在此言述、讨论的“宗教”究竟是什么。曾有人否定中国古代存在“宗教”这一术语或构词，由此亦不承认“宗教”所要描述、说明之事物的根本存在。其实，在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精神及其语言文字表述上，“宗教”所蕴含的意义及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古代中国曾用“宗”和“教”二字来分别以不同侧重来表达这一核心观念。其中“宗”以其“尊祖庙”之意而曲折地表现出“宗教”制度层面的意义，即以具有外在、客体性的相关场所、建构、仪礼来尊崇和敬拜神明、纪念祖先。这在古代“禋于六宗”的活动中得到具体而集中的体现。而“教”则以其“教化”之意来突出其精神信仰、灵性追求层面的意义，强调内在、主体的精神修养，以把握“修道之谓教”的真谛。在此，上施下效、从学入道的“教化”得以提高和升华，从而有了“神道设教”之“宗教”，呈明其“对神道的信仰”之真义。此即“合鬼与神，教之至也”的道理。在专门术语上表达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关联及共构，则是“宗教”二字合用的水到渠成。不过，“宗教”二字最先合用乃见于佛教文献，而“宗教”作为佛教术语则出现了一些嬗变或异化。例如，早在5、6世纪梁朝的佛教学者就已将“宗教”二字合用，且多有阐发。一般而论，当时佛教所理解的“宗教”虽在抽象意义上已接触或体悟到“人生宗旨，社会教化”的蕴涵，但其具体所指乃是“崇拜佛陀及其子弟的教诲”，其中“教”为佛陀之言，“宗”即其弟子之传，从而达到信仰上的打通和共构。此后，在中日佛教交流过程中，“宗教”这一表述因佛教典籍的翻译而被日本佛教界所应用，但其理解上已有区别，即把语言难以表达的真理视为“宗”，而关于这一真理的教义则为“教”。于是，“宗教”成为日本学术界常用的术语。当日本与西方在近代历史上形成交流关系时，日本学界开始用“宗教”来翻译、表达西方文献中频频出现的“religion”一词。自1868年以来日本明治政府的文件，多将西文“religion”译为“宗教”，指西方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各派。这样，“宗教”一词开始在日本获得“宗教学”意义上的内涵。据传中国学者黄遵宪在其1887年定稿、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多用“宗教”来对照或对应西文religion，故有“宗教”的现代含义“假道日本而入中国”之说。不过，“宗教”的这一应用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或达成共识，对译religion的中文术语还包括“教”“巫”“谶纬之学”，甚至音译“尔厘利景”等。所以“宗教”术语上的歧义和认知上的混乱已延续至今，相关争论亦往往是一触即发。但应该承认，当代中国宗教学关于“宗教”术语的讨论已不再是泛泛而论，而更多体现出其学理性、科学性和逻辑性，反映了中国学者客观、认真和理性的追求。20世纪中国学术界争论的另一大问题则为“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亦涉及中国传统主体文化的“宗教性”问题。自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提出“儒教不是宗教”之说，这一争论已经历了三个回合，而在第三个回合即1978年以来的讨论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儒教是教”与“儒教非教”之争中，其分歧触及多个层面，但其关键点仍是对“宗教”的基本理解。例如“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的区别或关联，“人文性”与“宗教性”的异或同，“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分离或呼应，“神道设教”与“文以载道”的流变或相合，都不能回避对人的“精神性”“宗教性”的解答和诠释。同样，对于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独尊儒术、宗主正本的产物，还是“礼失求诸野”的结果，不仅关涉儒教在主流政治文化或民间通俗文化中的地位，而且也必须说明这两种文化究竟有无“宗教性”。在此，从宗教学的角度则产生了“宗教性”与“宗教”的关联，以及“宗教性”在界定“宗教”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自汉朝司马迁撰写《史记》，从“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到论及“鲁人皆以儒教”（《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之说，关于“儒教”的“宗教”意义和地位问题开始浮现。“南北朝以来，儒教与佛、道二教并称为三教。”由此形成“三教譬如鼎足，缺一不可”的局面，而“三教”这一表述长期以来未被质疑。但元朝《道书援神契》提出“儒不可谓之教，天下常道也”，从而为儒教“非教”说埋下了重要伏笔。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制度性的“儒教”基本摧毁，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对精神性的“儒教”加以清算，“儒教”以往的“正统”“指导”地位不复存在，传统中国文化同样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在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和谐”文化的构建中，我们已感觉到对儒家文化的挖掘和应用。但在当前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中，缺失“儒教”的佛、道二教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很难独当扶持、复兴、弘扬本土宗教文化的大任。这一历史与现状，都促使我们再次深思“宗教”的意义问题和审视中国文化发展中“宗教”的作用问题。“宗教”内在意义的厘清及其构成因素的涵括，亦为中国宗教学的研究范围、指导思想和应用方法提供了参考。在当代中国的“宗教”之探中，很显然是经历了从宽泛性、功能性、应用性的“宗教研究”向学科性、体系性、方法性的“宗教学”之转移和升华。当然，宽泛或应急的宗教研究今天仍很普遍，而正是在这一形势中，一支潜心研究“宗教学”专业的学术队伍也已悄然诞生。中国宗教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侧重于宗教史学和宗教哲学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对宗教史料的发掘和对宗教现象的理论说明、哲学分析。由此，中国宗教学乃以跨学科、多学科的态势而进入中国学术领域。这样，中国当今学术界的宗教研究范围较广，研究人员众多，学术成果亦体现出宗教研究科际整合的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宗教学的40年历程所覆盖的研究领域包括宗教学理论研究、当代宗教研究、佛教研究、道教研究、儒教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和其他宗教研究（主要为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印度教、锡克教等的研究和巴哈伊教等新兴宗教的研究）。这基本上为一种广义的宗教学研究，而狭义的、界定在传统“宗教学”范围之内的宗教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本身，其涉及的内容既有在中国比较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也有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文化学、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方面的探讨。显然，这些研究及其学科分支与西方宗教学的传统框架和研究视域并不完全相同，突出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正是中国宗教从零散的学者个人研究走向宗教学科体系化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宗教学真正得以创立和发展成为一门影响广远的人文社会科学，乃是这40年的开拓和创新。40年来，中国宗教学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研究从随意性、自我个性到规范化、学科化，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了总结中国宗教学40年的发展，梳理其学术成果和资料，我们在2008年编写的《中国宗教学30年》一书基础上补充完善，形成了当下这部著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来承担。全书共分为九章，其中，上述原稿第一章“宗教学理论研究”由金泽撰写，第二章“当代宗教研究”由黄奎撰写，第三章“佛教研究”由华方田撰写，第四章“道教研究”由王卡撰写，王卡先生已不幸去世，我们深表哀悼，第五章“儒教研究”由梁溪撰写，第六章“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由李志鸿撰写，第七章“基督教研究”由卓新平撰写，第八章“伊斯兰教研究”由周燮藩、李林撰写，第九章“其他宗教研究”由卓新平撰写；全书的编辑、统稿由卓新平负责。但因考虑到有关学者的学术个性和研究风格，在文字、体例上不做大的调整，所以各章的撰写、表述可能不完全一致，格式上没有统一规定，尚请谅解。这次出版补充了2008至2018年宗教学发展的内容，其中第一章由赵广明、梁恒豪、李华伟、李金花、冯梓琏补充，形成第九节“2008—2018年宗教理论发展概况”，包括“宗教通史”（冯梓琏）、“宗教哲学”（赵广明）、“宗教心理学”（梁恒豪）、“宗教社会学”（李华伟）、“宗教人类学”（李金花）等内容；第二章第四节由向宁补充；第三章由纪华传补充；第四章由李志鸿补充；第五章由梁溪补充；第六章由李志鸿补充；第七章由唐晓峰补充；第八章由李林补充。这部著作涉及的内容以中国大陆学者自1978年以来的研究为主，可能只少量论及在大陆出版的港澳台学者的著述，因此当代港澳台宗教研究这一领域应作为另一大的课题留待今后系统探讨。在本书所触及的研究领域，一般突出宏观描述和重点问题探寻，对相关议题的评价也主要反映出撰写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鉴于相关学术论文浩如烟海、难以在本书有限的篇幅中一一引证，故而只能以列举相关研究专著和翻译著作为主，仅在某些具体讨论中提及或引用到一些论文。书中的展示和叙述乃是以一种学术素描的方式来简要回顾、总结中国大陆学术界宗教学研究走过的40年历程。因此，在研究内容上可能有疏漏之处，在学术评价上可能有不妥之见，还望学术界各位专家批评、指正。中国宗教学发展方兴米等，我们将继续努力。全书的策划、立意、编辑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这里，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黄燕生、冯春凤编审表示衷心的感谢！2018年11月28日补写
-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地域适应研究：以西双版纳地区为例
李守雷
2017-12-01
978-7-5203-1772-6
265千字
边疆地区 民族地区 基督教 传教事业 研究 西双版纳
本书以社会融合和边界理论为视角，在探究基督教与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对抗、调适关系基础上，关注基督教群体与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基督教与不数民族传统宗教嵌入地方社会的程度和主体性等方面的差异，归纳基督教融入少数民族社会的原因、状态和路径。本书认为，基督教融入地方社会在组织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教会与民族社区的融合状况。因民族社区结构的多样化和基督教地域适应的能动性，从而使教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呈现为“脱嵌”、“悬置”、“完全嵌入”、“强力嵌入”和“并存嵌入”等多种形式。
-
中国主要宗教研究论著提要：1949-2016
王子华,何险峰
2021-01-01
978-7-5203-5379-3
1705千字
宗教 研究 著作 内容提要 中国 1949-2016
本书是一部世界宗教研究领域的工具书，收录了1949年至2016年在我国大陆出版的2500余册中文宗教图书的内容提要。这些著作均属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宗教种类、不同思考向度和不同研究理路的代表性作品，基本反映了1949年以来宗教学术领域的发展态势、学术水准与学科建设情况，亦可从中窥视国际宗教学研究领域的整体面貌。全书主要围绕横、纵两条线索展开：横向线索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学研究，无神论与宗教政策，原始宗教与神话，中国宗教、民族宗教、民间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其他宗教共十大类；纵向线索包括中古时期东西方宗教经典著作、近现代东西方宗教经典著作、当代东西方宗教学术著作三个部分，重点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研究的进展。本书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作用及现实意义置于我国宗教政策和当代宗教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加以梳理和介绍，大致描绘出宗教学的理论建设、创新发展的壮丽画卷，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进程的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巡览。
-
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1949—2019
Contemporary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1949-2019）卓新平
2020-09-01
978-7-5203-6890-2
696千字
宗教史 研究 中国 1949-2019
在当今“全球化”的国介内容简际局势中，文化意识和文化战略的地位已越来越突出，而在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中，宗教研究是其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宗教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历史变迁、外部环境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此外，由于背景复杂、定位困难、领域广泛以及问题敏感，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仍在形成中的学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1949-2019）》旨在总结、梳理当代中国学人在宗教研究上的所思所想，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以便抓住当代中国宗教学这七十年研究历程的重点和特点，借此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宗教学这一学科在未来更加繁荣，更有作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由宗教学各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在相关研究上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员来撰写，由于角度不同，问题意识有别，体现出鲜明的百花齐放之特色，附带造就出了思想交流之效应，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