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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沙特阿拉伯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Employee Surver in B＆R Countries SAUDI ARABIA朱雄关,谭立力
2020-10-01
978-7-5203-7092-9
220千字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大国之路，始于周边，周边国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结硕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具有肩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云南大学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一流大学。2017年9月，学校入选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校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时任校长）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作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之一。2018年3月，学校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一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建成具有唯一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和数据发布平台，形成一系列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周边外交等现实需求，全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二是促进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学校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调动学校非通用语（尤其是南亚、东南亚语种）的师生参与调查研究，提高非通用语人才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撰写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学校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开展与对象国合作高校师生、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交流，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以来，学校在组织机构、项目经费、政策措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全力保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汇聚众多师生辛勤汗水的第一波“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顺利完成。该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群策群力，高度重视项目研究。学校成立以林文勋书记任组长，杨泽宇、张力、丁中涛、赵琦华、李晨阳副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作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科处，由社科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孔建勋任专职副主任，陈瑛、许庆红任技术骨干，聘请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为特聘专家，对项目筹备、调研与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做好协调和指导。二是内外联合，汇聚各方力量推进。在国别研究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上，我校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依托国别研究综合调查获得多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本项目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经济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院、研究院在问卷调查、非通用语人才、国内外资料搜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中资企业协会、企业代表处以及诸多海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勇于探索，创新海外调研模式。调查前期，一些国内著名调查专家在接受咨询时指出，海外大型调查数据库建设在国内并不多见，而赴境外多国开展规模空前的综合调查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在初期的筹备阶段，项目办面临着跨国调研质量控制、跨国数据网络回传、多语言问卷设计、多国货币度量统一以及多国教育体系和民族、宗教差异性等技术难题和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国调查前后，众师生不仅面临对外联络、签证申请、实地调研等难题，还在调查期间遭遇地震、疟疾、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威胁。但是，项目组克服各种困难，创新跨国调研的管理和实践模式，参与调查的数百名师生经过两年多的踏实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兼具开源性、创新性和唯一性的调查任务。四是注重质量，保障调查研究价值。项目办对各国调研组进行了多轮培训，强调调查人员对在线调查操作系统、调查问卷内容以及调查访问技巧的熟练掌握；针对回传的数据，配备熟悉东道国语言或英语的后台质控人员，形成“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位一体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海外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数据搜集完成之后，各国调研组立即开展数据分析与研究，形成《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报告，真实展现海外中国企业经营与发展、融资与竞争、企业形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情况，以及东道国员工工作环境、就业与收入、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等丰富内容。整个调查凝聚了700多名国内外师生（其中300多名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项目首批由20个国别调研组组成，分为4个片区由专人负责协调，其中孔建勋负责东南亚片区，毕世鸿负责南亚片区，张永宏负责非洲片区，吴磊负责中东片区。20个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分别为邹春萌（泰国）、毕世鸿（越南）、方芸（老挝）、孔建勋和何林（缅甸）、陈瑛（柬埔寨）、李涛（新加坡）、刘鹏（菲律宾）、杨晓强（印度尼西亚）、许庆红（马来西亚）、柳树（印度）、叶海林（巴基斯坦）、冯立冰（尼泊尔）、胡潇文（斯里兰卡）、邹应猛（孟加拉国）、刘学军（土耳其）、朱雄关（沙特阿拉伯）、李湘云（坦桑尼亚）、林泉喜（吉布提）、赵冬（南非）和张佳梅（肯尼亚）。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国别调查报告的封面署名作者。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度拓展，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综合社会调查的知名品牌。项目实施以来，尽管项目办和各国调研组竭尽全力来完成调查和撰稿任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疏漏、错误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丛书》编委会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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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2015年.第2季度
潘圆圆等
2015-09-01
978-7-5161-6940-7
50千字
对外投资 研究报告 中国 201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跨境直接投资、跨境间接投资、外汇储备投资、国家风险评估、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际投资头寸表等。国际投资室的成员为张明、王永中、张金杰、李国学、韩冰、潘圆圆与王碧珺，定期参加国际投资室学术讨论和报告写作的成员还包括姚枝仲、匡可可、高蓓、陈博、刘洁、黄瑞云与赵奇锋。国际投资室的主要产品包括：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工作论文与财经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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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南非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Employee Survey in B＆R Countries SOUTH AFRICA赵冬等
2020-10-01
978-7-5203-5827-9
281千字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大国之路，始于周边，周边国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结硕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具有肩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云南大学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一流大学。2017年9月，学校入选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校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时任校长）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作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之一。2018年3月，学校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一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建成具有唯一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和数据发布平台，形成一系列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周边外交等现实需求，全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二是促进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学校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调动学校非通用语（尤其是南亚、东南亚语种）的师生参与调查研究，提高非通用语人才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撰写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学校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开展与对象国合作高校师生、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交流，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以来，学校在组织机构、项目经费、政策措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全力保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汇聚众多师生辛勤汗水的第一波“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顺利完成。该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群策群力，高度重视项目研究。学校成立以林文勋书记任组长，杨泽宇、张力、丁中涛、赵琦华、李晨阳副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作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科处，由社科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孔建勋任专职副主任，陈瑛、许庆红任技术骨干，聘请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为特聘专家，对项目筹备、调研与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做好协调和指导。二是内外联合，汇聚各方力量推进。在国别研究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上，我校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依托国别研究综合调查获得多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本项目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经济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院、研究院在问卷调查、非通用语人才、国内外资料搜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中资企业协会、企业代表处以及诸多海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勇于探索，创新海外调研模式。调查前期，一些国内著名调查专家在接受咨询时指出，海外大型调查数据库建设在国内并不多见，而赴境外多国开展规模空前的综合调查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在初期的筹备阶段，项目办面临着跨国调研质量控制、跨国数据网络回传、多语言问卷设计、多国货币度量统一以及多国教育体系和民族、宗教差异性等技术难题和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国调查前后，众师生不仅面临对外联络、签证申请、实地调研等难题，还在调查期间遭遇地震、疟疾、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威胁。但是，项目组克服各种困难，创新跨国调研的管理和实践模式，参与调查的数百名师生经过两年多的踏实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兼具开源性、创新性和唯一性的调查任务。四是注重质量，保障调查研究价值。项目办对各国调研组进行了多轮培训，强调调查人员对在线调查操作系统、调查问卷内容以及调查访问技巧的熟练掌握；针对回传的数据，配备熟悉东道国语言或英语的后台质控人员，形成“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位一体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海外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数据搜集完成之后，各国调研组立即开展数据分析与研究，形成《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报告，真实展现海外中国企业经营与发展、融资与竞争、企业形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情况，以及东道国员工工作环境、就业与收入、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等丰富内容。整个调查凝聚了700多名国内外师生（其中300多名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项目首批由20个国别调研组组成，分为4个片区由专人负责协调，其中孔建勋负责东南亚片区，毕世鸿负责南亚片区，张永宏负责非洲片区，吴磊负责中东片区。20个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分别为邹春萌（泰国）、毕世鸿（越南）、方芸（老挝）、孔建勋和何林（缅甸）、陈瑛（柬埔寨）、李涛（新加坡）、刘鹏（菲律宾）、杨晓强（印度尼西亚）、许庆红（马来西亚）、柳树（印度）、叶海林（巴基斯坦）、冯立冰（尼泊尔）、胡潇文（斯里兰卡）、邹应猛（孟加拉国）、刘学军（土耳其）、朱雄关（沙特阿拉伯）、李湘云（坦桑尼亚）、林泉喜（吉布提）、赵冬（南非）和张佳梅（肯尼亚）。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国别调查报告的封面署名作者。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度拓展，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综合社会调查的知名品牌。项目实施以来，尽管项目办和各国调研组竭尽全力来完成调查和撰稿任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疏漏、错误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丛书》编委会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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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0（英文）
Report of Country-risk Rat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China（2020）张明,王碧珺
2020-06-01
978-7-5203-6707-3
201千字
海外投资 风险评价 研究报告 中国 2020 英文
In 2018，China's stock of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ODI）ranked the third place around the world，and flow of ODI ranked the second place. In addition，the share of China’s stock ODI in the world gets its historical record，as well as the flow of ODI. However，with the further aggravation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outbreak of COVID-19，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round the world is deteriorating，and the risks of overseas investment continues to 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erprises and sovereign wealth，this report constructs 42 sub-indicators of five major indicators，which are Economic Foundation，Debt Repayment Capacity，Social Elasticity，Political Risk and China Relations. This 2020 Report covers 114 sample countries（regions），comprehens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the major risks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n overseas investmen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versions，the 2020 Report extends the sample size and indicators，as well as improv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ating method. From the rating results，developed economy always has better Economic Foundation，lower Political Risk and stronger Debt Repayment Capacity. In general，overall investment risk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lower than that in emerging economies. However，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cores in China Relations a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merging markets，even lower than in 2019. The uncertainty caused by Sino-U.S. trade frictions has further dampened Chinese investment in North America. The score of China Relations and the overall ranking of the U.S. have declined continually. For emerging economies，the scores of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Risk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the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investment potentials with the investment demand. At present，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egion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of China's ODI. Finally，we should emphasize that the risk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n 2020 needs to be treated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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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40年
RISING TIDE:40 YEA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GOING GLOBAL”王辉耀,苗绿
2018-12-01
978-7-5203-3690-1
280千字
改革开放 关系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趋于革新，从单一渐变多元；中华民族从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到今天屹立于世界之巅。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首次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中国成为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国。40年，中国企业从青涩蜕变为成熟，从蜗居国内到闪耀于世界舞台的中间。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总数达到120家，与位居第一位的美国仅有6家的距离。40年，在历史长河中虽不过弹指一瞬间，却足以书写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职于原外经贸部，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的工作。当时，我曾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建议，得到胡耀邦同志的亲笔批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顺利“出海”并在海外健康发展。2008年，我和苗绿博士共同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领域的研究。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连续五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并连续五年举办“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获得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知名企业家、国际商务专家及跨国高端商务精英的鼎力支持，成为中国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其规模和层次都属于国内领先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国际高端交流平台。多年来，来自国内外政、商、学界的上千名国内外企业家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精彩务实的探讨，聚焦全球化最新动向，为新时代下建设中国开放型经济集思广益，共谋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回首中国企业“走出去”40年，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1年。1978年，尽管与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但是中国毅然坚定迈出了追赶的第一步。1978年秋天到1979年春天，短短数月，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正式建交……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而此时，作为时代主角之一的企业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企纷纷踏上改革探索之路；民企如大草原上的星星之火；外企则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到中国一试身手，他们通过销售商品或合资等方式进入中国，从1979年到1989年，有超过2.1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开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催生了中国的轿车、家电、饮料等现代产业的发展，并在无形中为这些企业日后走出国门，驰骋海外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只是零星出现，全球化经营的意识和实践水平都较低。第二个阶段：1992—2000年。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史无前例的迅猛之势席卷全世界，中国企业全球化意识逐渐觉醒。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备受鼓舞的中国企业由此进入生机勃勃的春天，创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也由此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90年代中后期，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先后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国内大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以海尔、海信、华为、万向、首钢等企业为代表的佼佼者开始远征海外。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数据，1991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10亿美元时代，经过1992年、1993年的两个小高峰以后略有回落，整个90年代实现了年均23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这个时期，直接出口仍是这些企业最主要的海外经营活动，其次是在海外建销售网、工程承包、合资等。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更多地是在黑暗里摸索，没有经验，亦缺乏借鉴。第三个阶段：2001—2007年。2001年12月，经历了多年的谈判，中国终于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化平台，中国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为了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国内开始对法律和关税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世界规则。“入世”从外部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在中国内部，社会形势也发展了巨大的变化。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步发展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时期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鼓励企业走向海外，参与全球竞争成为企业发展的基调。为了配合 “走出去”战略的落地实施，国务院于2004年7月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取消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施多年审批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性文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世界市场上与国际企业同台竞争。“入世”为中国企业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削平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门槛，使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与融入国际市场，有更多机会学习、借鉴与吸收国外企业先进的技术、运作与管理，使中国企业距离“世界500强”的目标更近一步。如联想并购IBM的 PC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业务，都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TCL并购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施耐德，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TFT-LCD业务，则帮助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技术或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步加深了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在有得有失的海外历练后，开始学会利用国际规则，超越一国的范围配置资源。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全球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逆全球化现象”，从民间走向政府，其思想和主张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开始影响政策。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投资审查为代表的投资保护主义盛行。此时，我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采取了国际国内 “双管齐下”的方式，以开放与合作的态度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位列全球第二，并超过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全球化实现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全面发展。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系统工程。“走出去”路径也呈现出多样性，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到海外上市，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到战略布局。通过对“走出去”企业案例的长期追踪，我们提出安营扎寨、借船出海、借鸡生蛋、海外产业园区、互联网模式复制海外、海外战略资源获取、“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海外战略股权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等企业全球化的十大路径，这些道路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40年的实践总结，路径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每种路径都有成功的典范，关键在于对路径的选择上，企业需要结合自身所处的产业特性、企业特点、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进行综合考虑，斟酌定夺。作为新兴市场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的道路上必然承受着额外的负重。国际人才缺乏难题、异域文化碰撞与冲击、合规风险的挑战、社会责任、品牌之殇等都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这些关键性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将决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能够走多远。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只想在国内或区域市场偏安一隅是不现实的，国际化是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家专门致力于企业国际化研究的智库，CCG将一如既往地持续追踪研究，汇聚跨国投资领域的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智慧，共同为“走出去”事业献计献策，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航程虽漫漫，巨轮已起航。期待中国企业能够百折不回，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最终在全球舞台上长袖善舞，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新型全球化贡献更大力量。是为序。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博士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博士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