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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西部开发思想研究
蒙慧
2015-02-01
978-7-5161-5634-6
283千字
西部经济 区域开发 经济思想史 研究 中国
本书以20、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在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为线索，以党的有关历史文献为依据，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为重点，对自陕甘宁边区以来的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西部开发思想，做了一次较为全面、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本书首先将中国共产党自陕甘宁边区以来的70多年西部开发历史分为5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开发陕甘宁边区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然后对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西部开发思想产生的背景条件、思想的内涵、特点、理论贡献及其实施效应做了逐一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开发西部地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具有规律性和现实指导性意义的七点启示，从而为现在正在进行的西部开发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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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史纲
刘德成
2016-05-01
978-7-5161-8470-7
229千字
财政史 中国 税收管理 经济史 中国
财税史学以过去的财税事实为研究对象，而财政学以现实的财税问题为研究对象，两者看似毫无关联，其实不然。南宋著名学者叶适说:“财者，今日之大事，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戈德沙伊德(Rudolf Goldscheid)在《解决财政问题的社会学方法》一文中指出:“财政历史学、财政社会学和财政统计学是三大支柱，每一个支柱都能够支撑与现实相联系的公共财政理论。”两位学者尽管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肯定了财税史学与财政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就一个完整的财政学科体系而言，财税史学与财政学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基于完善财政学科体系的考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一些高校财政学本科专业相继开设了《中国财税史》课程，教学内容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构建较为合理的教学内容，就成了中国财政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认为，财税史学是横跨历史学和财政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因此，财税史学具有历史学与财政学的双重属性。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无论是“历史学的财税史”，还是“财政学的财税史”，都具有一致的基本特性即实证性，因为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并深入分析历史资料，财税史学才有立足之本。但是，从教育教学角度看，由于历史学专业与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不同，“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基本任务也有所区别。前者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全面、准确地分析历史材料，还原财税史实;后者的基本任务则是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去分析财税史实，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现实财税实践服务。这就意味着“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的教学内容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对于“历史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对于“财政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则无太大的必要，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那么，到底该如何构建适应财政学本科专业需要的教学内容?笔者认为，教学内容的构建应遵循如下原则:其一是“简”。中国财税史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但课程内容不必太多、太杂，只须“简”。“简”，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高标准，因为简化了的内容其实是精心筛选的结果，是应该具有框架性、引领性的。其二是“整”。课程内容一经选定，就要尽量将具体财税史实的前因后果等表述完整，力避课程内容碎片化。其三是“通”。“通”就是通古今之变，即课程内容要反映中国财税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本书就是遵循上述原则撰写的。因为突出“简”、“整”、“通”，所以，本书书名定为《中国财税史纲》。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的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刘德成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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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40年
40 Years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袁晓江
2020-10-01
978-7-5203-7222-0
305千字
改革开放 研究 深圳
本书采取“纵横交错”“点面结合”写作方式，研究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成功经验等，全景式展现深圳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本书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不仅要考证史料，更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未来。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我们全体作者借本书的出版，谨向深圳经济特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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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共识论：中国的历史与反思
The Theory of Reform Consensus:History and Reflection on China赵泽林
2020-01-01
978-7-5203-5345-8
250千字
改革开放 研究 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种对实践的强调，既体现为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也体现为一种对世界万物开展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抽象与具体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既是理论之源，也是理论研究的自然归宿。让哲学回到“人间”，关注人类现实生活实践，关注国家民族的现实实践，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实践，并对其进行追求极致的理性反思，既是当代哲学工作者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创新方式。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实践之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与发展是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40年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起点，引发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也引发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和历史性变革。过去的40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极为重要变化的40年，更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40年。这种变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仅中国经济总体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而且在全方位向历史与世界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要素与结构的多样性获得了极大发展，整个世界的“多元性”在中国社会体现得更加突出。“多元”本是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自然体现，但从未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将这种“多元性”在中国体现得如此深刻而“丰富多彩”。正是当今中国现实实践的“丰富多彩”，使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等认识对象的认识变得更具复杂性。如何认识、处理不同社会成员有关社会变革的个体认识与集体认识的张力问题，尤其是如何就全面深化改革更好达成共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课题。赵泽林博士自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以我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开展博士后研究。他一方面积极投入国家治理研究院的绿色GDP绩效评估研究，先后获得两个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与我合作或者单独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和咨政论文、三部研究报告，对湖北和全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的研究和撰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成果已经获得多个奖项。另一方面赵泽林博士仍在继续深化和拓展已有的人工智能哲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学理性研究，尤其是对改革共识等当代认识论问题进行积极的探讨，形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改革共识论：中国的历史与反思》。粗览此著，作者独具匠心，选取“改革”作为切入点，聚焦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分歧与共识，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年中不同时期关于“改革”的重大思想争论的历史追述，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意见分歧、改革共识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并对其进行历史反思和理论提升，提出中国在新时代凝聚社会主义改革共识的基本思考，可谓小处着笔，展示的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细品全文，作者在种种历史事件的叙述与理论阐述中，让读者既能感受到中国在过去40年间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更能触摸到过去4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脉搏的不同温度；既能感受到不同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境遇下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体认，也能够多少感悟到国家决策者面对复杂社会局面艰难而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决策；既能感受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经艰难探索之后的辉煌成就，也能感受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经40年仍将任重而道远这一理性认知。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我们还会始终面临不断出现不同程度的意见分歧，又不断凝聚社会主义改革共识的问题。这种现象不是“中国专利”，更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而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入现代多元社会后，“多元性”的积极体现，是人类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重要表现。面对新时代，引导人民群众理性表达改革意见，积极面对不同社会成员的正面诉求，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凝聚社会主义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有的重要内容。今年正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社会迈入新时代的重要启程之年。中国已经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正在展开和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革创新，正在让中国经历着最为广泛、深刻而独特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这种实践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变革与创新，也正在为理论工作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资料和理论创新空间。本书作为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共识的初步探索，具有开端意义，但远未穷尽。如何更加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逻辑，如何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更具普遍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仍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当代理论工作者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当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赵泽林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经过王雨辰教授、叶泽雄教授、董尚文教授、雷瑞鹏教授、王晓升教授、吴畏教授、万小龙教授、陈刚教授和我的评阅，同时也得到了多位著名党史专家的大力支持，顺利通过博士后出站答辩，即将公开出版，邀我为之作序。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略谈以上体会，既是交流探讨，也是期盼、祝愿，相信他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做出更大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2018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