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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
钟书林
2015-08-01
978-7-5161-6186-9
425千字
陶渊明（365～427） 文学研究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自古以来，陶渊明研究皆是不同历史的产物，皆与一定时代相联系。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领域，皆发生重大变化，陶学研究已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兴旺阶段，俊才云蒸、新秀辈出，本书作者钟书林同志正是他们当中崭露头角的佼佼者。读研期间，书林同志即从师陶学专家魏耕原先生接受陶研的系统训练，初试锋芒，就洋洋洒洒地奉献出七八万字的硕士论文《陶渊明交游考》，从此竟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一系列新作，而引起陶坛同人的关注与青睐。《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所收诸篇集中体现了作者十余年来研陶的学术历程和主要观点，可以说每篇都饱含着真实的研究、真诚的探索和真切的思考，都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自成一家之言。翻阅书稿，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者能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的大视野来思考陶学研究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任务，特别是面对眼前“曾经辉煌的传统被迅速边缘化，曾经拥有的话语权的丧失”的残酷现实，作者仍能以“唤醒民众的传统意识”为己任，这种坚守民族道义和社会责任、敢于担当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单凭这一点，就使他的论著更增添一份令人珍重的分量。其次，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富有新意的叙述语言，显示出陶学研究不仅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活动，更是一种自我生命的延伸和扩展，一条主体与客体心灵撞击和沟通的路径。众所周知，陶渊明的人品、文品和诗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内涵，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美学理想，更是一种人生境界。陶坛同人品陶、释陶，既是一种职责和理念，又是一种情结和享受，一种对生命和艺术的领悟和享受。像书稿第2章《陶渊明的人生志趣与性情之解读》和第4章第2节《陶渊明的情感世界与其诗文创作》两部分，就通过“以人生注解诗文，以诗文注解人生”的解读，让陶公栩栩如生的真性情、真面目跃然纸上，其诗文强烈的艺术魅力越发彰显，进而启迪读者领悟人生真谛，并从中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和极大愉悦。再次，作者在陶学研究中特别重视对已有资料的占有，总是尽最大可能搜集材料，论述中很多新见与论点，都有充分的论据和详尽的论述。他还经常把这些论据材料和论证过程放在一系列注释当中，因而其引证之丰富和论证之缜密是一些同类著作中很少见到的。像第3章《陶渊明与汲冢书》对前人成果既多所集纳、回顾，但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上，又能阐微析疑，新意赫然。如对陶渊明和《汲冢书》主要整理者束皙的关系，作者从13个方面予以精细的比较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性，这种周详的论证，对于弄清陶渊明及其诗文与束皙及其《汲冢书》的密切关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类似情况读者在书稿中经常可以遇到。总之，书林同志在陶学的漫漫征途上，起点高，悟性好，进步快速，业绩骄人，而其又正值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黄金时段，读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日后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陶学发展提供更多精品，作出更大贡献。钟优民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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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STS比较及其中国化研究
陈佳,陈凡
2020-09-01
978-7-5203-4798-3
232千字
科学技术 关系 社会发展 对比研究 西方国家、中国
本书在比较的视域下分析了欧美STS起源、研究范式及哲学基础的不同，阐述了欧美STS两种传统的未来走向以及在争取两种传统走向和解道路上的尝试和努力，试图构建STS发展的理论图景。对于中国本土的STS研究，作者认为目前我国STS研究中的论争，也是欧美两种传统的分立在中国的折射造成的。在回顾中国STS的发展历程之后，作者指出了我国STS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的实践情境尝试提出中国STS研究的一种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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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党月异
2014-08-01
978-7-5161-4655-2
324千字
王韬（1828—1897）文学研究
年逾耳顺之日，莺飞草长之时，欣闻女弟子党月异的第一部个人专著《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即将出版，颇多感慨。故电讯索序，欣然应允。俗语云：“十年磨一剑。”于党月异的这部专著而论，信然！2001年，党月异作为在职研究生考入了山东师大文学院，选中了我做她的硕士生导师，至今已过了十三年。大概是一种缘分，第一次见面就似乎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我有一个习惯，首次与学生见面，总爱讲一番套话：“自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所学均为基础知识，都是1＋1＝2。但是从研究生开始，已经进入研究学习阶段，必须学会1＋1＝1。”并列举农村生产队时的分地瓜为例：“一堆加一堆，还是一堆，只不过是一大堆。”大多数同学会一笑了之，但她的脸上却透出一种心领神会的表情。及至开题，因为我给本科生讲了十余年的近代文学，一直觉得王韬在近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确属于开风气的人物，值得进行专门研究。只是因为当时忙于重读先秦，无暇顾及，于是便提议她做王韬的文言小说。大概是因为她在大学课堂上讲过文学史，对王韬有一定了解，她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很快就确定了题目——《论王韬的文言小说》，并且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列出了论文的提纲。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至今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她的论文提纲主要分四部分：一、王韬研究的世纪回顾；二、全球观念下的文化视野；三、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殊心态；四、文化冲突之中的迷惘。当时我真的有点儿吃惊，若没有文化史的观念，若没有文学史尤其是转型时期的近代文学史的观念，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开阔视野。然而在慨叹“后生可畏”之余，还是稍按兴奋之情，板起面孔，提了一大堆意见。并且按照我指导研究生的常规，让她首先做好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综述。已经记不清多长时间了，反正当时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便拿着一大摞资料摆到了我的面前，又一次让我吃惊。但我还是静下心来，按照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让她忍痛割爱，主要围绕王韬的文言小说研究做系统的综述，其他资料可以留待将来。她在2003年发表的那篇《王韬研究世纪回顾》，就是在那一大摞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文献资料是一切学问基础中的基础，党月异正是因为视野开阔，又特别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所以才能在同龄人中取得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大概是因为厚积薄发，或者说是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学术积累，党月异的确堪称“快手”。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就完成了。2003年便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提前毕业，提前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在答辩会上，她论文的第三部分引起了多数答辩委员的注意，大家认为“文化转型”这一概念不但准确地概括了王韬文言小说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贡献，而且紧紧地抓住了近代尤其是近代初期文学史的时代特征。同时鼓励她可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往前拓展，进一步研究王韬的文学创作，研究王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启蒙、开创之功。党月异是一个有独立见解而又锲而不舍的人。她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王韬研究的论文以及2007年申报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显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努力的结果。更令人惊喜的是，2012年，她又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获得了成功。从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的《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虽然只是两字之差，但却充分展示了党月异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刻思考。今天我们读这部专著，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绪论——“王韬研究学术史回顾”，这显然是在之前的那篇《王韬研究世纪回顾》的基础上完成的，应该能引起王韬关注者的普遍注意。确如俞祖华、赵慧峰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研究通览》所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的《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此文为我们研究王韬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其次是第一章“王韬——多重身份的建构”，作者运用典型的、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论述了王韬作为近代初期中西文化交流学者、最早的报人、维新思想家、教育家、新型文化人五位一体的特殊身份。王韬是一个典型的从传统文人转型为新型文化人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显然兼具传统和现代两种人格，兼具两种价值系统。这就必然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两种风格，从而体现出中国近代文学转型时期的特点。第二章“王韬小说研究”，这显然是在她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然而，与她的毕业论文相比，却增加了“王韬的小说思想”、“新兴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变革”、“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三节，这就进一步突出了王韬在近代这一中国小说转型时期的作用、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王韬是最早运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自觉描写异国文化、异国形象、异国风物，最早为读者提供关于现代性想象和思考的作家；是第一个在报纸上连载小说的报人小说家，这无疑开创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现代化的新纪元，从而促进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王韬的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文人心态史。总而言之，在中国传统小说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王韬的意义不容忽视，是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第三章“王韬诗歌研究”，不但系统地介绍了王韬的诗学思想、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且视野广阔、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王韬诗歌对近代诗歌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即王韬的诗歌理论、诗歌创作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黄遵宪，推动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可以说是“诗界革命”的先锋。从王韬到黄遵宪再到梁启超，共同完成了“诗界革命”的递进。第四章“王韬政论文研究”，紧紧抓住王韬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办报纸的中国人、其政论文主要发表在《循环日报》上这一特点，全面论述了王韬对政论文体的现代性改造，指出了他的政论文对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梁启超“新文体”的影响。最后一章是“王韬游记散文研究”，在近代游记散文发展的大背景下介绍了王韬的《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不但研究了王韬游记散文对传统游记散文内容的拓展、艺术的新变，并且从文化启蒙、文学启蒙两方面肯定了他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和不足。总而言之，党月异的《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不但系统、全面地解读了王韬的小说、诗歌、政论文和游记散文，堪称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深入研究王韬文学创作的专著；而且涉及了王韬的特殊身份、文学观念；涉及了王韬作品的题材内容、语言形式、传播方式、社会功用，等等，可以说填补了近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部著作通过对王韬文学作品的全面梳理，全方位地把握了王韬的文学创作在从古代文学向近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王韬在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贡献，值得一读。现在，党月异又在主持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她的这一部专著也会与广大读者见面，让我们翘首以盼。序文搁笔，仰望南山，满目苍翠，春意盎然。欣欣之情，油然而生。王恒展2014年2月26日于泉城转山西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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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文学研究
Huangkan's Literature Studies李婧
2016-06-01
978-7-5161-8302-1
430千字
黄侃(1886 1935) 文学研究
杨明李婧博士的《黄侃文学研究》即将面世，令人欣喜。这本著作对黄季刚先生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整理研究文学典籍等方面的业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论述，具有学术创新的意义。我想它的出版，对于黄侃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黄侃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特点，即多从校勘等文献工作入手，然后一字一句，细读文本，由词句到段落再到全篇，力求准确深入地吃透古人原意。例如他的《文选平点》，便全是对《文选》各篇加以校读点评。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开《文心》理论研究的先河，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也是从字句校读、词语解释入手的。凡研究一文一书，必先从文献学角度着手，必精细地研读文本，这样的途径、方法，是前辈学者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如今李婧作《黄侃文学研究》，要对先生的工作有所了解，加以分析、概括、总结，当然也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循着先生的路径走，那绝不是高谈阔论一通所能济事的。李婧博士在这方面做得好，值得称赞。就拿书中关于《文选平点》的论述来说。黄先生既然用的是评点的形式，当然都是片言只语，颇为零散，而数量既多，牵涉面又很广。《文选》中的作品，对今日的读者而言，本来就显得艰深，而黄先生的研究，又往往就其缴绕之处发论，涉及许多典籍文献，故欲对《文选平点》加以论述，自有其特殊的困难。若是心浮气粗，只怕读之都不能终卷，遑论深入理解、抉发精义？而李婧不惮繁杂，对《文选平点》书中的校语、评语一条一条地细心研读分析，并与清代、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然后归纳整理，从而见出黄先生的治学特点、研究方法以至文学思想，以及先生对前人的承袭与超越，也能指出其若干不足之处。凡此都从大量艰苦踏实的工作而来，因而能得出合乎实际、颇为合理的结论。例如关于《文选》的校勘。据李婧统计，《文选平点》的校勘共有1900多处，广泛吸取胡刻本《考异》（实出顾千里手）以及其他清代学者的成果。吸取顾千里者最多，1900多处中有1200余处是顾氏曾经论及者。但由于《文选平点》本非有意于发表，而是为教学所作札记，经后人整理而成，因此书中吸取顾校处绝大多数不曾加以说明。经过李婧细心比对，发现有1100余处校语大体与顾校相同，另有70余条与顾校意见不同，对顾校有所补充或辨正纠谬，此外还有一些结论虽与顾氏相同，但依据、方法并不一样。李婧对那有所辨正、意见不同的70余条当然特别重视，予以举例说明。下面我们就此略举数例。张衡《东京赋》：“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薛综注：“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国于侧陋之中举有道之士而用之也。”其注中“有道”云云颇似有脱误，顾千里《考异》云：“此有误也。陈（景云）云‘有’上似脱‘明’。但‘招’本不训明。……盖训为举。陈所说未是。今无以订之。”陈景云认为注中“有道”应作“明有道”，顾千里不同意，因为“招”字本不能解释为“明”的意思，他觉得这里应该是“举有道”之意。可是没有版本依据，因此“无以订之”。黄先生则推断正文和薛综注的“招”乃“昭”字之误，“昭”正训明，原文应是“昭有道于侧陋”（即显明有道者于疏远幽隐之中，亦即“明明扬侧陋”之“明”）。应该说，黄先生此说虽无版本依据，但相当合理。贾谊《吊屈原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蝼蚁，五臣注本作蚁蝼。顾氏《考异》认为“蝼”与“鱼”较为叶韵，故以“蚁蝼”为是。但黄先生指出“‘鱼’与‘蚁’韵不误”，否定了顾校。黄先生精于小学，这正是运用音韵学于校勘的一个显例。潘岳《闲居赋》：“张钧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何焯、顾校都觉得下句中的“之”字可疑。（盖因“千乘”“万骑”并列，一般而言，当中不应插入“之”字。）黄先生则说：“下‘之’字足句，古人多有之，不足疑。”黄先生主张调和骈散，对于六朝骈文极为精熟，他自己也写得一手漂亮的骈文，因此他对于骈体有非常敏锐的语感，对于骈赋的特殊句法深有会心。这一条校记便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辞章修养。再举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谢朓《和王主簿怨情》云：“掖庭聘绝国，长门失欢宴。相逢咏蘼芜，辞宠悲班扇。花丛乱数蝶，风帘入双燕。徒使春带赊，坐惜红妆变。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贱。故人心尚尔，故人心不见。”“故人心不见”之句为李善注本所载，五臣注本则作“故心人不见”，二者孰是？一时不易裁断。顾氏《考异》主张后者，其言云：“上句‘故人心尚尔’，承‘生平一顾重’言之，谓辞宠之未尝易操也。此句‘故心人不见’，承‘宿昔千金贱’言之，谓相逢之遽已贬价也，此情之所为怨也。传写下句涉上倒两字，绝不可通，非善如此。”他似将“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贱”分别理解为女子被宠爱和遭受轻视两件不同的事，而将“故人”解为“辞宠”（失宠）的女子，她因曾受宠爱，所以今虽失宠但“心”犹“不变”，可是既已被遗弃，因此其心毕竟不被人所见。这样解释也能勉强说通，但颇觉迂曲。黄先生则主张“故人心不见”，他说：“‘生平’‘宿昔’，一意；‘一顾重’‘千金贱’，一意。此复语耳。”意谓两句说的是同一回事，即女子曾经备受宠爱，得其“一顾”被认为重于“千金”。揆之李善注所引《列女传》及曹植诗语，这样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黄先生又说：“末二句（即‘故人’二句）一问一答，云故人心岂当如生平宿昔乎？今则不见此心矣。或讹作‘故心人不见’而妄说之。”黄先生的解释，贴切明白，颇解人颐。由此例很可以看出先生“精读文本”之精，也可以说是先生以文学词章修养与校勘相结合的一个好例。从以上数例，可以窥见黄先生《文选平点》之一斑。它们都是李婧博士书中所抉发的。李婧不仅爬罗剔抉，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而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先生校理《文选》的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特点，特别强调黄先生兼具文学家和小学家之长，因而其治《选》具有自己的优势。她论述先生“选学”的地位与影响，认为是20世纪传统国学向现代学科转变的标志之一：“黄侃具有非常鲜明的从《选》注向‘选学’转变的意识。……在这一主导思想下，黄侃加重了对《文选》的文学研究，形成了熔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的整体性研究模式。其解评（指黄先生对《文选》中作品的解评）熔章句训诂、考证订误等文献研究和义理解析、文学批评、文论互证等文学研究于一炉，实虚结合。……体现出从‘传统选学’向‘现代新选学’转型的特点。”这些论述，都不是人云亦云的虚言，而是在一点一滴细致研读黄先生著作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对于黄侃先生“选学”的论述，只是李婧博士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他还有不少值得注意和肯定之处。如论析黄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本书也是先依循先生的思路和研究途径，细心研读，然后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加以比较，并且结合先生的经历、思想、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从而能更好地理解、阐释其研究成果，得出结论：黄侃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之转变的重要地位。又如黄侃先生在五四时期，反对以提倡白话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这往往被斥为保守。本书则结合先生的生平与思想，认为这看似守旧，但实际上反映了坚守传统文化的热忱与苦心。这样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也是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而得出的。黄侃先生是一代宗师，正如本书所强调的，在学术研究的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之间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转换，当然是一个还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本身对于新旧学术都有相当的了解和造诣，不然只怕所谓的研究也不过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难以对今天的学术有所裨益。人们有时多言其“新”，有意无意地忽视传统中的有益的东西，甚至以侈谈“新”来掩盖对于传统的无知、无能。笔者以为，重视文献工作和文本精读，乃是传统学术方法中很值得发扬的因素，然而要做好实在不易。今天借着写这篇小序的机会，与李婧共勉。而东隅已逝，不能不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如李婧博士这样年轻奋发的学者身上。2013年夏日于欣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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