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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自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欧洲确立并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以后，政党与政党政治几乎已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部分。时至今日，除极少数国家外，政党在全球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性质不同的重要作用。今天的现实是过去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19世纪末期始，中国人开始学习、移植和实践西方各种民主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短暂的民主共和国的实践，出现过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的政党，仁人志士也曾经追求并希望实现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理想；但是由于清末民初经济、政治、社会等的复杂原因，以及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和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和艰难的实践，一一化作镜花水月，如过眼烟云。从那时至今日，中国人谈及那段历史，恍如隔世，了无善感；对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热情介绍、提倡、实践过的政党思想，人们也大多是不屑一顾，目之为失败者的呓语。但是感情的义愤和向背不能替代理性的思维和评价，求本求真的学术探索，既可以还前行思想者们原初的思想轨迹，又可以成为今人和后人继续前行的思想和实践之驿站。拙著将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纳入研究视野，目的就是梳理和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及其他人士在该问题上的探求和阐述，并力图作出自以为是的评价，以贡献于学术界。
一 基本概念
研究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问题，需要对政党、政党政治、政党思想等重要术语进行梳理和阐述，这应该不是件重复性的工作。
(一) 政党
“政党”一词，在英语为political party，在德语为politische partei，在法语为partie politique；而party、partei、partie均源于拉丁语pars。pars的基本含义有二，一为“部分”，二为“分开、分歧、歧异”。就“部分”而言，自然是与“全体”相关；“全体”之中既含“部分”，就表示当然还有其他部分与其并称或对立。近现代政治学者有关政党概念及其衍变、有关政党本质等问题的阐释，皆围绕pars一词的两个基本含义演化并展开。根据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G.萨托利的论述，源于拉丁动词partire(分开)的part一词，在17世纪以前，并没有以任何重要方式进入政治语汇，而且也不是直接从拉丁文进入政治语汇的。17世纪和18世纪前后，人们更多地使用sect来表达partire(政党)的意思，party(党)本身只是在更加宽泛和模糊的意义上使用。part一词进入法语后，构成了partager一词，其含义是“分享”(sharing)；进入英语后，构成了“分享”(partaking)、“伙伴”(partership)、“参与”(participation)等意。如此一来，当“部分”(part)变成“政党”(party)时，它就有了两个相反的词源：一个是“partire”，即“分开”；另一个是和“参与”、“分享”相联系。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页。
在近现代汉语衍变进程中，“政党”一词源自域外。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史载中，没有“政党”这一词汇，但有“党”、“朋”、“会”、“朋党”等名称相近的词语，甚至有“党政”之谓，但无所谓“政党”。中国人开始使用“政党”这一称呼，据笔者多年查阅资料和考证，源自日本，而日本又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译自德语“政党”(partei)一词。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68年写成的《西洋事情》中，就已记载了“政黨”一词。
《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1页。
中国近代史籍中第一次使用“政党”一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具体而言，是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该报总第17期刊载了直以“政党”名之的长文《政党论》。该文由日本人古城贞吉译自日刊《大日本杂志》。由上可见，汉语“政党”从日文“政黨”形译而来，且自此以后，“政党”一词逐渐为国人熟知并使用。至于政党含义如何，从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政治家和学者进行过多种阐释。一般认为，18世纪英国政治学家柏克(Burke)对政党的定义具有重要意义。柏克说：“政党是人们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的利益。”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美〕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盛葵阳、崔妙因译，南木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柏克的定义影响深远，为大多后世学者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演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在构建自己的政治学学术体系时，也大多借鉴柏克及后世学者引申的定义。如杨公达撰《政党概论》，引季特尔(R.G.Gettell)的定义：“政党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单位，根据其选举权的使用，去参加政治，监督政府，以实现其主张”杨公达：《政党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页。
，即为一例。由于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历史产物，因此政党的出现也成为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区别的主要标志。对政党概念的界定，西方学者大多是从民主政体下政党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角度来定位政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他们视政党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或中介物，侧重于研究政党在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功能作用，强调政党居于政府与选民之间的中介地位，主张研究政党在政治体系内的影响力，注重政治环境与政党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关于政党在政治体制内的功能，他们认为大体包括目标制定、利益表达、动员与社会化、精英的形成与遴选等。
参见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242—243页。
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般都采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政党问题，强调政党的阶级性，认为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阶级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列宁即直接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
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列宁的论述说明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代学者王浦劬对政党的定义借鉴了上述理论的精意，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由于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一书发行广泛，参考者甚众，因此其关于政党的定义广为阅者熟知。另一当代学者周淑真研究政党及相关问题有年，新出《政党政治学》一书，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外学者或学界对政党的定义，并就政党类别区分及其概念内涵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贡献良多。参见周淑真《政党政治学》第一章“政党的定义及其分类”，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
周淑真对政党也进行了定义，认为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周淑真：《政党政治学》，第6页。
。这一定义值得借鉴和参考。笔者将“政党”的定义归纳表述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由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中政治上最积极的部分按一定原则结合而成，以实现其根本利益，主要是以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为目的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特征，除这一基本特征外，政党还有如下一些共同特征：共同的组织系统、领导机构、领袖和纲领，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党的纪律作出规定，并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此为标准，政党与一般政治性团体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党活动总是围绕政权问题而展开。一般而言，组建政党都是把争得政权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在取得政权后，又要巩固政权，把本阶级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而贯彻于整个社会。
(二) 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一词，在我国一般又被称为政党制度。“政党政治”英语为Party System，人们将它译成政党制度或政党政治，许多学者认为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在中文中，“制度”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均指此意；其二是指一套成系统的法规或规定，如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等。用这两种含义理解“政党制度”或“政党政治”，均无法揭示其正确内涵。正确的称法应为“政党体制”，但因为人们对“政党政治”即“政党制度”这一概念的使用已习惯，所以仍为本书论述时所采用。所谓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或政党体制)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党行使和干预国家政治权力的一种形式，是政党出现以后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主要方法、方式和程序。
政党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政党掌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其性质定位属于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民主政治既有发展但又发展不够充分的产物，是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党政治是政治类型的划分，而不是政党类型的划分。因此，政党政治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中政党的法律认可；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机制，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存在的活动方式，等等。
参见许忠明《民初政党政治问题的再思考》，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10页。
无论什么政党，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政权。由此而形成的各政党之间、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网络或结构，就构成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因而政党政治又主要表现为政党从政模式。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类型和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政党政治的性质和形式也就存在着差异。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主要是通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由赢得选举胜利的政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具体政体模式主要表现为议会内阁制和总统制，前者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最典型，后者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最具代表性。在政党存立和竞争模式上，又可归纳为三种：两党政治、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民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尚只存在前两种模式，即两党政治和多党政治，前者形成最早，影响也最大，以英、美最具典型；后者普遍存在于欧洲大陆国家，以法国为最典型。上述政党现象是我们探讨近代中国政党制度和思想时需要时时重现的一种场景。
(三) 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
近代西方政治学家在涉及政党的观念或论述时，所言政党主要是指存立于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用合法手段竞争以参与和取得政权的议会政党。他们坚信政党皆应以承认现实民主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为前提，因此，那种通过推翻君主专制政权以取得本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并不被他们认可为政党。这一观念也明显地影响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等不用说，即使是直接领导革命政党进行反清斗争的孙中山、黄兴等，也都不把同盟会等视为政党，而另称“革命党”或“民党”，并极力要将二者的含义加以区分。基于此，本书所要涉及的政党思想研究范围，基本上仍将按照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思想轨迹来展开研究，即侧重点是对这一时期人们的议会政党思想进行研究，同时也兼顾革命政党，但后者大体上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关于“清末”的起始和终结时间，一般而言，始于鸦片战争、终于清政府退位，应无争议。对于“民初”的时段界定，关于时间的起点，可以说分歧不大，即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至于“民初”终于什么时间，一般情况下，中国近代史学者如果不加特别解释，基本上由学者们各自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去把握。据笔者查阅，从民国时期到当今的学术界，在议会政党实践步入末路这一问题上并无多大分歧，大多以1913年11月国会被解散为界。
如谷钟秀《国会之究竟》、谢彬《民国政党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等著述，皆持1913年11月说。他们认为，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议员凑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国会形同虚设，议会政党政治归于失败。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被袁氏下令解散、国民党议员资格被撤销，致使国会议员凑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国会形同虚设，确实标志着中国竞争性议会两党或多党制模仿的试验遭遇失败。自兹而后，子弹替代选票，中国政治变革的手段被迫重回武力解决轨道，曾经的合法政党或转为“非法”，或沦为派系。虽然形式上的宪政机制仍在，但政党或类似团体显然已经失去吸引力，无论是推动中国政治变革和转型的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基本上都已经不再看重或不参与议会政治和议会政党活动。结合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变动环境，笔者研究“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将时间的起始点定于鸦片战争及以后政治变迁时期，这点应无疑义。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西方之间情愿或不情愿却日渐频繁的冲突与交流，政党现象慢慢为部分中国人所关注。如前所述，民初议会政党实践终结于1913年11月，但就我们所研究的政党思想来说，却必须结合近代中国政党在辛亥革命前后旋起旋灭的特定现象，尤其是曾身处其中又目睹政党政治迅速失败、议会政党被唾弃现象的政治家和各方人士，对议会政党的研究、反思乃至“非党”情绪却从未散去，甚至可以说延续至今。当然，本书研究的政党思想大体止于20世纪20年代初。
本书将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作为探讨内容，按阶段、分时期侧重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政治人物有关政党问题的观念、学说、思想，以及各种复杂关系和演变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中国近代政团、政党的产生背景看，作为民族危亡的产物，它们多属民族主义的政党；作为政治革新的产物，它们多为“外生的”政党；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它们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本书侧重于研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党观念及其有关政党建设、政党政治的思想，其中既包括他们对西方政党和古代中国朋党的认识，也包括这一时期在移植和建立西方式的政党和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介绍、输入的大致情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所记载下来的代表性观念、思想，甚至某种情绪和思潮等。
二 文献综述
对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进行全面研究，不过是近10年来的现象。此前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对若干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政党思想的研究上，且主要集中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物，此一局限近年来有实质性的改观。与政党思想研究曾经的冷清相比，
如林茂生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政党的演变发展、组织活动状况进行研究的著述不在少数。但是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整体性探讨的成果则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学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纵使在政治学恢复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它的发展道路也颇不平坦，所以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政党学的理论研究状况更谈不上有多少建树。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研究工作尚待深入。”参见林茂生为杨德山所著《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自20世纪初以来，对政党和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一直在持续，成果也实在不少。需说明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一直是近代史学界致力最多、成果也最丰富的领域，但近20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有所“冷落”。即便如此，笔者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政党以及政党思想等问题的关注和探索一直在持续，一些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热点，学术成果在不断累积，相关著述蔚为大观。 (一) 关于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
学术界对清末民初政党观念和思想的研究，起始主要是从人物研究入手，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呈现，比较集中地以孙中山、宋教仁等为研究对象。
关于孙中山的政党思想，较早的成果主要是台湾高校的一些研究生同学所撰写的若干学位论文，如吴真真的《中山先生政党思想之研究》、
台湾中央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
邹建中的《孙中山先生建国目标之实践：以政党为主轴的建国程论探析》、同上。
陈怡仲的《孙中山政党思想之研究》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年。
等。内地论文较多发表，应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如姜义华的《孙中山的政党作业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转换与政治造型问题》、林启彦的《孙中山论政党政治》等，均收入1994年《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一书。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
此外，还有王业兴的《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
宋月红的《中国近代政党创建及孙中山政党思想起源探析》等。宋月红：《中国近代政党创建及孙中山政党思想起源探析》，《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
近年来，内地以孙中山政党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甚多，刊物也经常发表相关论文，还有许多涉及孙中山政党观点和思想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孙中山研究的出版物中，此不一一罗列。著作出版方面，目前主要有两部，一为萧铁肩所著《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萧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该书篇幅虽然不长，却是最早的一部研究孙中山政党思想的专著；另一部为新面世的邵宇所著《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从近代政党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视角》。邵宇：《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从近代政党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视角》，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上述二著为目前最为系统详尽的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专著。关于其他人物政党思想之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的《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
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
宋月红的《宋教仁与杨度的政党内阁制思想比较》，宋月红：《宋教仁与杨度的政党内阁制思想比较》，《船山学刊》2000年第1期。
陈宇翔的《秦力山政党思想述评》、《变幻反复中的真相——章太炎的政党思想探微》、《章士钊的政党理念与“毁党造党”说》、《孙、黄政党主张异同述论》、《民元以前梁启超的党会活动与政党主张》等，陈宇翔：《秦力山政党思想述评》，《求索》1999年第1期；《变幻反复中的真相——章太炎的政党思想探微》，《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章士钊的政党理念与“毁党造党”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孙、黄政党主张异同述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民元以前梁启超的党会活动与政党主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张谦的《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
等等。这些成果使学术界对近代政治人物政党思想的研究更加丰富，也进一步拓展了人物政党思想研究的领域。宏观研究清末民初或近代中国政党观念与思想源流的论文数量有限，但若有发表，大多具有开创性特色。主要有张玉法的《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
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民初政局”)，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
陈宇翔的《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王建华的《移植与误读：民初政党精英的政党理念》、王建华：《移植与误读：民初政党精英的政党理念》，《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潘光哲的《晚清中国“政党”的知识系谱：思想脉络的考察(1856—1895)》、潘光哲：《晚清中国“政党”的知识系谱：思想脉络的考察(1856—1895)》，《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8年卷，第241—279页。
方维规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方维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二十一世纪》2007年4月号，总第100期。
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潘光哲的《晚清中国“政党”的知识系谱：思想脉络的考察(1856—1895)》一文。由于潘先生研究态度诚恳、方法得当，对该问题追本溯源，贡献了迄今最全面和最有深度的成果。对清末民初乃至近现代中国政党思想进行全面研究，应该说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位研究生撰写的博士论文，及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若干著作。博士论文主要有陈宇翔的《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
陈宇翔：《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杨德山的《清末民初政党学说考析》、杨德山：《清末民初政党学说考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闻丽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观念》、闻丽：《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观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朱联平的《晚清、民初及北洋军阀时期中国政党监督思想研究——从政治监督的视角考析》朱联平：《晚清、民初及北洋军阀时期中国政党监督思想研究——从政治监督的视角考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等。上述博士论文大多查阅了繁复的原始资料、参阅了学术界已有成果，为从不同视角分析和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政党思想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杨德山出版了专著《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杨德山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中，首次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萌生和演变情况分为五个阶段，兹摘录如下：(1)萌发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至清政府酝酿“预备仿行宪政”之前，可以称做中国近代政党学说的萌发阶段；(2)形成阶段：从清政府开始有立宪动议至武昌起义爆发，可以称为中国近代政党学说的形成阶段；(3)兴盛阶段：从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到袁世凯强令解散第一届国会，可以称做近代中国政党学说的兴盛阶段；(4)萧条阶段：从袁世凯集团强行解散第一届国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是为中国近代政党学说发展的萧条阶段；(5)转型阶段：从五四运动之后到中国国民党提出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党治”理论，可以视作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转型时期。上述五个时期论很有参考意义。见《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7页。
陈宇翔出版了《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研究》等。陈宇翔：《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就已经出版的两部研究近代中国政党思想的专著而论，可以说各有侧重、各有贡献。前者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发展放置在近代群体观和政治思想的演变背景下叙述，是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所作的整体性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后者在梳理近代政党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主要是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或思想人物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孙中山、梁启超、秦力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的政党思想，并从宏观上对近代中国政党思想的特点和地位进行了论评。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政党思想的研究还在拓展和深化之中，期待更多、更有分量的成果面世。
(二) 关于清末民初政党及相关问题
中国近代的政团与政党应时代需要而产生，也与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鼓与呼有密切关系，各类政团与政党又成为不同政治阵营和各色人物品评、研究的对象。研究清末民初的政党思想，自然需要参考和研究清末民初政团、政党组织的产生、发育和兴衰的历史。与政党思想研究的成果尚不算丰富这一现状形成对比的是，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政团与政党的研究可以说跨越不同的时期，成果累累，著述迭出。民国初年，即有此类著述问世。如古研氏著《中国秘密会党记》
古研氏：《中国秘密会党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1911年。
等。对中国政局一向关切的日本，曾持续对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状况作过详细的调查，1912年即出《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治结社》、〔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治结社》，中华书局2007年版。
《支那政党史》日本参谋部编：《支那政党史》，大正五年。
等。此类调查和出版物，主要是对当时政党的党名、党纲及重要党员加以列举，虽然分析较少，但因为调查细密、记录准确，业已成为研究民初政党问题的重要资料。尔后，1918年日本人波多野干一、松本仓吉又于东京出版《支那政党史稿》，〔日〕波多野干一、松本仓吉：《支那政党史稿》，东京，1918年。
后又有竹内克己、柏田天山著《支那政党结社史》(汉口，1918年)，原田政治著《中华民国政党史》(东京，1925 年)等相继出版。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著作不单介绍政党，还注意将政党穿插在政治史中，较注重政党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张玉法：《中国政党史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69、172页。
1926年谢彬编著《民国政党史》，正式开启了国内全面记述和研究中国近代政党的先河。
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6年版。
该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充实，条理分明，收入的党派较丰富全面。其后，1927年印维廉编辑的《中国政党史》印维廉：《中国政党史》，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
以及北平建社报社1945年出版的《中国政党史》等，?《中国政党史》，北平建设报社1945年版。
均以国民党(自兴中会至中国国民党)的奋斗史为主线，介绍和叙述中国近代政党的演变。1936年，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成为中国第一本结构较为完整的政党史。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生态出现重大变化。内地学术界基本上不研究议会政党和政党政治，即使偶尔涉及，也是立足于“批”，与正常学术探索无关。
台湾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近代中国的政党及相关问题，且与民国时期的研究相承接。到70年代，台湾学者张玉法推出了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清季的立宪团体》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两部著作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清末两支主要新兴政治力量的集结和政治活动，不仅评论中肯，还以大量统计数据和表格揭示了众多以往不被人重视甚至不为人知的社团和人物，为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贡献了翔实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十余年，张玉法又陆续发表《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民初国会中的激进派政党》、《民初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民国初年的国会》等力作。论文延续了他以往的研究风格，将民初主要政党之成立、政党成员、政纲以及国会成员及其党派等情况，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且深入分析了民初各政党的活动状况。张玉法：《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民初国会中的激进派政党》，《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7期；《民初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80年；《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民初政局”)，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民国初年的国会(1912—19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
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基于改良和革命相对立的分析模式，1985年张先生出版了总结性著作《民国初年的政党》。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对于清末民初的政党研究，该著可说是一部漂亮的收官之作。台湾研究近代中国党派问题卓有贡献的还有张朋园先生，他与张玉法的研究取同一分析框架。张朋园相关著作有《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载《食货史学丛书》，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
等。在建立咨议局和国会组成的基本史实方面，张朋园的研究成果是学者们研究该领域问题的基本参考书。2002年，张朋园的《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结集出版，第三辑为“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收入的五篇论文，大都围绕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问题等展开论述。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此外，王觉源1982年出版《中国党派史》，成为当时叙述中国党派问题涵盖时间最长的一本书。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此后，台湾学者彭怀恩有《中华民国政治体系分析》、《从政治发展看中国政党试验》等著述面世，彭怀恩：《中华民国政治体系分析》，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从政治发展看中国政党试验》，台北风云出版社1989年版。
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更加深入和全面。他主要运用政治学的“发展理论”审视清末民初政治团体的形成、联盟、分裂、衰败等现象，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近代中国政党的起源与发展情况。内地学术界介绍和研究近代政党问题的著述，多见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有曾业英、徐辉琪合作撰写的系列论文《民初政党概述》。
曾业英、徐辉琪：《民初政党概论》(1—6)，《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1—6期。
在文章发表时的编者案中，曾、徐二人提及有撰写《民初政党史》的计划。曾业英后来又发表了《民国初年的民主党》、《梁启超与民主党》等文章。曾业英：《民国初年的民主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梁启超与民主党》，《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其他还有张亦工的《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程为坤的《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程为坤：《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胡绳武的《梁启超与民初政治》、胡绳武：《梁启超与民初政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李育民的《进步党述论》李育民：《进步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等，皆有重要贡献。此外，陈长河对不少鲜为人知的小党派进行了发掘和介绍；沈晓敏、耿云志、卢仲维等对地方立宪派和议会政治的研究也扩展了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内地学者和机构就有关近代政党问题的著述和资料整理，在整个近代史研究的作品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其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
宋春、朱建华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宋春、朱建华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政党词典》，宋春、朱建华主编：《中国政党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邱钱牧主编的《中国政党史》、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尹诚善、冯雅春所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尹诚善、冯雅春：《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朱建华主编的《中国党派百年风云录》，朱建华主编：《中国党派百年风云录》，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
桑兵出版的《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
朱汉国的《中国政党制度史》，朱汉国：《中国政党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赵书刚所著《中国政党发展的轨迹(1905—1949)》，赵书刚：《中国政党发展的轨迹(190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陈福成所著《中国近代党派发展研究新铨》陈福成：《中国近代党派发展研究新铨》，台湾时英出版社2006年版。
，刘景泉、郭德宏主编的《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刘景泉、郭德宏主编：《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③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
等，可谓代表性成果。关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开创性著作涉及。1914年，谷钟秀在国会解体后不久出版了《中华民国开国史》。③由于谷氏经历了当时中国议会政治变迁的整个过程，因而对议会政党运作的叙述甚多，且条理清晰，切中要害，后来民国时期相关著作大多祖述此书。1930年，李剑农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对清末民初政党行为的分析甚为精到，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内在因果关系有不少真知灼见。此外还有刘文岛著《政党政治论》、刘文岛：《政党政治论》(共学社政治丛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杨公达著《政党概论》、杨公达：《政党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樊仲云著《政党论之基础知识》、樊仲云：《政党论之基础知识》，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
肖文哲著《现代中国政党与政治》肖文哲：《现代中国政党与政治》，南京中外文化社1946年版。
等，皆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近时政党运动诸问题。可以说，民初政党政治当时已经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如前所述，1949年后，内地学术界对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学术性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个无人敢涉及的领域，这一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后有所改观。论文方面，谢俊美的《略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谢俊美：《略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5期。
陈宁生的《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陈宁生：《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杨立强的《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杨立强：《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复旦学报》1993年第2期。
徐立亭的《辛亥革命与“多党政治”》，徐立亭：《辛亥革命与“多党政治”》，《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
以及孙宏云的《再析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孙宏云：《再析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等成果，对民初政党存在及运作过程进行了有益探索，甚具贡献。著作方面，李金河出版了《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该著认为，一个国家政党政治的形成，是由该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活动的主线是向西方学习，政党政治实践的主流是模仿外国模式。与欧美西方国家政党生成的环境不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在政治力量还是经济实力上，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成熟度上，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无力建造一个如美利坚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此外，杨绪盟所著《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修订版)》一书，杨绪盟：《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从清末政党思想的初步发育入手，解读民初政党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过程，并分别分析了民初政党与中国社会、北洋军阀与中国政党政治的关系。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有若干篇博士学位论文选取近现代中国政党及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推进这些领域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这些论文主要有岑树海的《清末立宪运动下的组党研究：从政党的产生看近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变化》、
岑树海：《清末立宪运动下的组党研究：从政党的产生看近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变化》，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钟德涛的《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与演变——20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钟德涛：《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与演变——20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许忠明的《民初政党政治问题的再思考》许忠明：《民初政党政治问题的再思考》，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等。因为博士论文写作的规范性和学术性要求，因此，上述论文对推进中国近代政党及相关问题研究的贡献自不待言。三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政团或政党、主要思潮、重要人物思想的产生、发展、演变为脉络，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情境，以尽可能准确、丰富的史料为支撑，力求全面反映和还原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之原貌，从整体上对清末民初政党学说和思想进行阐述和介绍，并将其置于近现代中外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析其学理渊源和基本特征，揭示其发展趋势，探究各派人物和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同异，并进行合理评论。在人物政党思想研究方面，借用古人学案式写作方法，综参时代背景和人物思想源流及变迁之脉络，全面呈现人物思想全貌。
本书同样又是一个政治学方面的专题，所以作者将借鉴政治学和政党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方法和结论，对所梳理出来的近代中国人关于政党问题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与近代西方政党学说以及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求反映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特征。课题的研究还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学、传播学和统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只是因为笔者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的欠缺或不足，在运用这些学科的方法时，难免有捉襟见肘之感。
鉴于课题研究涉及的资料繁多，其中又不乏矛盾和讹误之处，因此，笔者在引用过程中，尽量引用新出资料，并仔细比对原始材料，力求准确。
The late-stage funding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project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which aims to encourage the majority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studies and support the excellent results of basic research. It is selected from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that are close to completion after rigorous review. In order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r funded projects, better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the National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organiz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later funded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unified design, unified logo, unified layout, and formation of series". National Planning Office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AI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