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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交锋
Ideological Encounters between Western Economists and Marx欧阳向英 张新宁
2016-05-01
978-7-5161-7945-1
317千字
西方经济学 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诘难。他们站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阶级立场，从时代不同、模型不同、逻辑不同、规律不同、结论不同等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唯物史观、历史发展动力学说和国家学说等全面提出批评，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本书选取了米塞斯、熊彼特、凯恩斯、萨缪尔森、布坎南、罗斯托、波普尔、诺斯等八位经济学家，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入手，引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与发展，辨析二者的理论分歧，旨在挖掘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批驳中屹立不倒的科学内核，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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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The Roa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魏达志 张显未 裴茜
2018-11-01
978-7-5203-3144-9
346千字
区域经济发展 研究 广东、香港、澳门
本书以发展研究的视角，从世界级三大湾区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借鉴出发，找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与主导目标，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视角与重大问题，布局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城市与空间组合，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选择与结构优化，剖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及主导路径，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区使命与深圳担当，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地位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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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政策研究
Research on China's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Policies陈妍
2016-01-01
978-7-5161-8293-2
205千字
建筑 节能 经济政策 研究 中国
从全球范围看，建筑与工业、交通是三大高耗能产业，依据发达国家经验，我国未来建筑能耗将超过工业能耗。由于节能建筑比普通建筑成本要高，因此建筑节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手段来主导其发展，但各微观经济主体才是推动建筑节能市场转型的决定性力量。我国正处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阶段，建筑能耗将大幅提高，但我国节能潜力很大，建筑节能对于我国的低碳转型十分重要，对于政策的需求也十分紧迫。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建筑节能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微观经济主体，均有强烈的政策需求，要实现建筑节能的社会目标，就必须通过政策设计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主动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已经预告了建筑节能未来的获利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开发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而正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体制政策障碍等问题的存在，是微观主体需求建筑节能政策的本质原因。“十一五”时期，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障碍。建筑节能改变了各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利益受损的一方未得到合理补偿，自然就成为建筑节能的阻碍力量。当利益平衡被改变，原有的政策均衡已经不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对新政策的需求就会产生，因此，障碍只是建筑节能问题的表象，利益冲突才是问题的本质。政策缺失和政策执行不力等政策非均衡因素导致建筑节能发展的障碍。其中，政策缺失的根源在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以税收和贷款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激励政策面临约束；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和自愿性协议类政策工具需要以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一条件。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包括：法律缺乏强制力、监测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执行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要在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我国建筑节能政策设计应遵循政策需求与供给均衡、统筹兼顾各主体利益、成本收益有效和政策系统总体协调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可用于指导新建建筑节能政策设计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政策设计。我国建筑节能工作总目标，是在满足相同的室内环境舒适性要求的前提下，以最低成本降低单位面积的建筑物终端能耗。以此为目标进行政策工具选择和实施机制的安排。另外，建筑节能政策不能孤立存在并发挥作用，能源价格改革、节能服务体系、能效标识体系、建筑能耗统计系统是建筑节能支持体系，其快速发展可极大提高建筑节能政策实施效果。我国新建建筑节能市场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通过强制性节能标准让所有新建建筑都达到最低能耗要求，在此基础上鼓励开发更高节能水平的普通建筑；二是走高端节能建筑路线。第二个发展方向与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不一致，政府的初衷是鼓励通过采用简单技术、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建筑节能，而不是走只有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建筑节能之路。我国新建建筑节能市场尚未形成的原因是节能建筑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还不能轻松地转化为市场动力，无法激发开发企业、材料供应企业、消费者参与的积极性。建筑节能产业链上的各主体有着紧密的利益联结，通过影响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到政策设计的切入点，可取得好的政策效果。新建建筑节能政策设计应以利益相关主体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差异为切入点。新建建筑节能的社会目标是以低成本实现单位面积建筑物终端能耗降低。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要保证所有新建建筑物都符合国家强制性节能标准（节能50%或65%），其次要给提供和购买更高能效水平（节能高于65%）、较低增量成本建筑的微观经济主体鼓励，以帮助其实现市场转型。这样的目标和努力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新建建筑节能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1）继续加强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执行监管。坚持对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范围应由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扩大到中小城市；坚持要把节能性能作为建筑质量验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2）“十二五”期间加强对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性政策的试点工作。建立针对开发企业、建设单位、消费者的税收优惠、贷款优惠政策，并完善建筑节能专项资金和政府采购制度。（3）完善建筑节能产业链。逐步建立建筑节能材料、建筑节能技术国家标准。国家建设主管部门、节能主管部门、科技部门会同标准制定机构分步骤制定建筑节能材料和技术相关标准。首先对主流技术和重点技术制定统一的能效标准；对市场出现的新的集成设备或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提供政策引导，出台指导性的技术政策。（4）将住宅产业化作为国家建筑节能工作的中长期目标。住宅产业化是发展节能建筑的重要路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建筑“制造”方式的随意性，才能最终实现建筑节能和绿色的目标。先从试点城市开始，加强住宅产业化联盟，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鼓励有实力、有住宅产业化实践的开发企业先行试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障碍。供热计量推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供热企业，供热企业短期利益因供热计量改革而受损，才是计量收费推进困难的根本原因。费用分摊原则是改造能否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关键。唐山项目为今后的工程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其中坚持要受益用户承担部分费用，与产品企业合作来筹措部分资金的做法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可选择的方式。在住房私有化情况下，投融资机制是我国能否规模化开展既有建筑综合节能改造的关键。在该项目中，住户既是住房的所有者，又是节能改造的受益者，应该出资参与改造。唐山项目在制定融资政策时就确定合并居民要为节能改造投资的总思路，但因为该项目有国际合作背景，两国政府的资助，居民的投资可以少一些，但是节能改造居民要投资作为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为规模改造制定合适的融资政策奠定了基础。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1）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责任主体和资金筹措渠道。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应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通过对节省的能源费用合理分配，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领域，鼓励供热企业、建筑节能材料和部品企业、供热计量产品企业、节能服务公司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市场上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主动参与。（2）推行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在“十二五”期间，供热计量改革的重点应是大力推行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坚持供热计量改造与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同步进行。各地方政府要制定“十二五”期间供热计量收费的具体方案，颁布相关政策。将供热计量改革工作情况作为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的重点。（3）建设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的五大保障体系。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需要在政府监管下通过价格杠杆和能耗评估来实现，具体来说需要五大系统来支持，即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系统、能源审计系统、能耗限额标准、阶梯能源价格和公众监督系统。（4）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发展。尽快出台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项目的财税优惠政策和节能融资政策，并积极支持节能服务公司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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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运河航运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1901—1980
Research on South Canal Shipping and Regional Socio-Economic Changes: 1901-1980.侯林
2017-06-01
978-7-5203-0189-3
313千字
大运河 历史 研究 1901-1980
本书基于区域经济学和历史地理学相融合的研究视角，以近代以来南运河航运的发展演变为线索，探讨在新旧交通工具变革中南运河航运的作用和地位。新旧交通工具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它们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沿岸地区运输网络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征。内河漕运停止后，南运河航运并未迅速衰落，它不仅促进了沿岸地区农业、工矿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且还加快了沿岸城镇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化的步伐。但随着南运河的衰落和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沿岸地区经济日趋衰落。本书全面勾勒了南运河沿岸区域社会经济的兴衰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大运河航运的兴衰，亦有助于我们理解交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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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流通市场主体利益协调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of Chinese grain circulation market players王薇薇
2015-01-01
978-7-5161-5488-5
233千字
粮食流通 流通体系 研究 中国
21世纪是中国迈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的崭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农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目前中国粮食生产形式来看，在各项农业政策的作用下，我国从2004年起粮食生产连续11年增产，国内粮食供需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粮食安全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粮食流通体系不健全；粮食供求呈现区域性、结构性的矛盾；粮食核心生产区内售粮难、价格低迷等“增产不增收”现象时有发生；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间利益分配不均，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产销区原粮与成品粮差价过大，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受损等。以上诸因素共同导致粮农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储备成本上升、粮食主销区抗风险能力降低等，中和了连年粮食增产带来的国家粮食安全系数的提高。粮食流通是社会商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粮食生产与粮食消费的重要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流通在市场中起着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作用。农民通过生产劳动用货币资本转化的生产资本生产出增殖了的粮食，而商品粮只有进入流通环节之后其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农民也才能获得增殖部分的货币资本。消费者的需求是引导粮食生产的根本动因，但是这种动因能否为农民所获取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市场供给则取决于粮食流通效率的高低。这正符合了流通经济学中将粮食流通视为基础性产业和先导性产业的观点。粮食流通对前决定着粮食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关乎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对后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农业增效以及农民增收。从目前粮食市场运行利益分配来看，粮食流通中间商已经成为整个粮食产业链中最大的利益群，而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则被挤压。因此，粮食流通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粮农收入增长、制约粮食核心生产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顺应粮食供需变化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1979年到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退出市场，由计划调节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过度。1985—1997年的合同订购、市场收购和价格双轨制时期，粮食统销制度解体，粮食流通逐步放开，“保量放价”政策出台。之后是1998年以来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时期，尤其是2004年粮食收购市场的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中的重要一员——粮食经纪人的地位得到了法律认可，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较高水平的粮食直接补贴，粮食市场化进程迅速推进。尽管如此，我国粮食流通市场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信息不畅通、粮食交易成本高等。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时期，粮食流通效率的提升应该以市场自身的力量为主，政府则主要起引导和辅助的作用，为顺畅粮食流通创造有利条件。“十二五”时期是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深化的攻坚期，能否有效解决现今粮食流通市场中的诸多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十二五”时期社会物价水平的稳定和国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流通中的各利益主体是市场的决策者，只有其各自的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才能保证粮食流通的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并实现粮食从核心生产区向主销区的顺利流转。但是受体制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流通中各主体的利益分配不合理，极大地阻碍了粮食流通的顺畅。从目前粮食市场利益分配来看，中间商已经成为整个粮食产业链中最大的利益群，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则有减无增。因此，为增加粮农收入、稳定粮食生产、平抑市场粮价、保障消费者利益，急需对粮食流通市场进行有效管控、协调粮食流通市场各主体利益分配。为解决这些问题，依托国家自科基金课题《粮食安全背景下的中国粮食生产、流通与储备协调机制研究》，在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们立项从流通效率视角对粮食供应链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了专门研究，最终形成此书。本书首先分解了我国粮食流通市场各利益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各主体的历史演进、利益博弈、粮食政策实施等多个层面探讨当前粮食流通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其次，构建双层市场模型，分析粮食流通市场各主体利益协调方式，从理论层面探寻影响粮食流通市场效率提升的深层次原因。同时，运用调研数据从实证角度测算粮食流通企业交易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当前粮食流通市场交易效率和经营效率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最后，在综合理论论证与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设计符合我国粮食生产、流通实际的协调粮食流通市场各主体利益的政策体系。本书的主要内容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分析我国粮食流通市场的现状。在粮食生产能力渐趋稳定、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双重推力下，我国粮食供需安全的重心逐渐由总量安全转为依靠流通的区域供需安全。依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实现粮食流通安全的根本在于协调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现阶段，我国粮食流通市场主体利益协调尚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还体现在利益主体的经济实力上；二是粮食购销市场与粮食生产协调不力，表现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分配失衡；三是政府政策目标与国有粮食企业市场化运行存在冲突，需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粮食流通体制调控措施。第二部分为粮食收购市场各主体利益协调的经济学分析。运用双层市场模型分别探讨粮食收购市场中粮农、私营粮商、国有粮食收购企业等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并剖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综合效应。粮食收购市场中，企业收购的粮食数量与其交易效率成正比，即企业交易效率越高，其可获粮源越多。粮食收购方交易效率低下，会产生以下几种不良影响：一是生产者剩余减少；二是粮食收购者给出的收购价格下降、收购量减少，其在收购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降，在销售市场中的利润有限，获得的总利润减少；三是市场有效供给不足、消费者面对的粮食价格高，消费者剩余减少；四是社会承担的粮食收购成本上升，国家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是协调粮食收购市场各主体利益、稳定市场秩序的突破口。理论上，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于消费者是不利的，但其经济损失不会太大；对于国家和整个社会来说，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费用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粮食安全得到保障。该政策的实际执行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但是，从笔者调研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应有绩效并未充分体现、对粮食流通企业效率提升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有待于从政策自身之外寻求答案。第三部分为粮食销售市场各主体利益协调的经济学分析。该部分首先以粮食销售市场中粮食所有权的流转为线索探讨市场中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然后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别分析市场粮源充足和市场粮源不充足两种情况下阻碍粮食跨区域流通的主要因素。研究显示：①在具有买方市场性质的粮食销售市场中，向粮食主销区提供粮食的大型粮食购销企业为了支付较少的交易费用往往倾向于降低粮食交易量；②在具有卖方市场性质的粮食销售市场中，随着粮食交易量的增加，充当粮食需求方的私营粮商支付的边际交易费用不断增加，其最终将拒绝购买更多的粮食，阻碍市场交易的完成。由此可见，促进两种情况下粮食交易顺利完成的切入点都在于降低粮食购销企业的交易费用。因此，降低购销企业的交易费用、提升企业交易效率是促进粮食在产销区之间顺畅流通的关键。第四部分对粮食流通企业的交易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该部分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费用”模型推导出仅考虑商品价格因素的交易效率计算模型，用以测算湖北省21家粮食流通企业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的交易效率。通过比较企业间交易效率值、企业年际交易效率波动、享受政策优惠企业的交易效率变动，得出如下结论：粮食流通行业整体交易效率处于较高水平且在不断提升，但是尚处于不稳定的曲折性提升中；企业之间的交易效率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是单个企业交易效率的提升缺少稳定性，与行业整体交易效率水平的提升不协调；政府对个别粮食购销企业的优惠政策并未对其交易效率的提升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第五部分对粮食流通企业的经营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运用DEA方法测算湖北省21家粮食流通企业从2006—2009年度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值。测算结果表明：多数粮食流通企业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且企业对要素配置的优化过程比较随意；政府针对部分企业的政策优惠措施对行业效率影响力较小；政策倾斜和优惠有助于受惠企业效率的全面提升，但是这种正面影响缺乏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流通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包括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粮食流通行业内基于技术效率增加的生产是可持续的，但是规模效率却呈逐年下降的态势；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是增强的，但是这种趋势并不稳定。第六部分为粮食流通市场政策体系设计。该部分从市场主体利益协调保护角度提出建设粮食流通机制：政府宏观调控下的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但是对粮食市场具有绝对影响力。粮食流通政策体系以国家行政职能为依托，由法律法规、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培育市场主体、建立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四部分组成。法律法规的完善是政策体系作用图的第一层，为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提供法制化环境，既有了法律执行的强制性又剥离了政府在市场中的直接干预，有助于解决粮食安全保护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培育市场主体、建立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是次于法律法规之后的第二层，即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直接作用于这三项政策措施，推进政策措施的实施。第二层次内部，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对农合组织发展和市场主体培育都有直接作用。本书综合运用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供应链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文献研究与调研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粮食购销市场中各主体的利益协调问题，探寻实现粮食流通市场效率提升、各主体利益协调的途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视角上的创新。国内现有研究粮食流通效率的文献多从粮食流通通道建设、物流环境建设、制度建设与完善等宏观层面入手，从供应链的微观层面——企业效率提升角度研究粮食流通环节各主体利益协调的文献极少。本研究从企业效率和微观供应链交叉的视角研究粮食流通环节各利益主体的协调及流通企业效率提升问题具有一定新意。（2）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书将多层市场模型引入粮食流通市场，确定了符合粮食作为大宗商品及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特性的双层市场模型，并结合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对粮食流通市场中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私营粮食购销企业的交易效率的差异及其对市场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3）研究提出了政府给予购销企业政策优惠绩效的不同见解。国内现有研究多认为政府对粮食企业的政策优惠是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及交易效率的。本书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了不同见解：政府对个别粮食购销企业的政策优惠并未对企业交易效率提升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政府的政策倾斜和优惠有助于受惠企业经营效率的全面提升，但是这种正面影响缺乏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