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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40年
RISING TIDE:40 YEA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GOING GLOBAL”王辉耀,苗绿
2018-12-01
978-7-5203-3690-1
280千字
改革开放 关系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趋于革新，从单一渐变多元；中华民族从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到今天屹立于世界之巅。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首次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中国成为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国。40年，中国企业从青涩蜕变为成熟，从蜗居国内到闪耀于世界舞台的中间。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总数达到120家，与位居第一位的美国仅有6家的距离。40年，在历史长河中虽不过弹指一瞬间，却足以书写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职于原外经贸部，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的工作。当时，我曾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建议，得到胡耀邦同志的亲笔批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顺利“出海”并在海外健康发展。2008年，我和苗绿博士共同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领域的研究。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连续五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并连续五年举办“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获得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知名企业家、国际商务专家及跨国高端商务精英的鼎力支持，成为中国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其规模和层次都属于国内领先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国际高端交流平台。多年来，来自国内外政、商、学界的上千名国内外企业家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精彩务实的探讨，聚焦全球化最新动向，为新时代下建设中国开放型经济集思广益，共谋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回首中国企业“走出去”40年，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1年。1978年，尽管与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但是中国毅然坚定迈出了追赶的第一步。1978年秋天到1979年春天，短短数月，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正式建交……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而此时，作为时代主角之一的企业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企纷纷踏上改革探索之路；民企如大草原上的星星之火；外企则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到中国一试身手，他们通过销售商品或合资等方式进入中国，从1979年到1989年，有超过2.1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开业，跨国公司的进入催生了中国的轿车、家电、饮料等现代产业的发展，并在无形中为这些企业日后走出国门，驰骋海外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只是零星出现，全球化经营的意识和实践水平都较低。第二个阶段：1992—2000年。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史无前例的迅猛之势席卷全世界，中国企业全球化意识逐渐觉醒。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备受鼓舞的中国企业由此进入生机勃勃的春天，创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也由此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90年代中后期，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先后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国内大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以海尔、海信、华为、万向、首钢等企业为代表的佼佼者开始远征海外。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数据，1991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10亿美元时代，经过1992年、1993年的两个小高峰以后略有回落，整个90年代实现了年均23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这个时期，直接出口仍是这些企业最主要的海外经营活动，其次是在海外建销售网、工程承包、合资等。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更多地是在黑暗里摸索，没有经验，亦缺乏借鉴。第三个阶段：2001—2007年。2001年12月，经历了多年的谈判，中国终于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化平台，中国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为了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国内开始对法律和关税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世界规则。“入世”从外部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在中国内部，社会形势也发展了巨大的变化。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步发展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时期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鼓励企业走向海外，参与全球竞争成为企业发展的基调。为了配合 “走出去”战略的落地实施，国务院于2004年7月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取消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施多年审批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性文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世界市场上与国际企业同台竞争。“入世”为中国企业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削平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门槛，使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与融入国际市场，有更多机会学习、借鉴与吸收国外企业先进的技术、运作与管理，使中国企业距离“世界500强”的目标更近一步。如联想并购IBM的 PC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业务，都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TCL并购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施耐德，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TFT-LCD业务，则帮助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技术或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步加深了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在有得有失的海外历练后，开始学会利用国际规则，超越一国的范围配置资源。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全球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逆全球化现象”，从民间走向政府，其思想和主张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开始影响政策。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投资审查为代表的投资保护主义盛行。此时，我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采取了国际国内 “双管齐下”的方式，以开放与合作的态度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位列全球第二，并超过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全球化实现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全面发展。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系统工程。“走出去”路径也呈现出多样性，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到海外上市，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到战略布局。通过对“走出去”企业案例的长期追踪，我们提出安营扎寨、借船出海、借鸡生蛋、海外产业园区、互联网模式复制海外、海外战略资源获取、“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海外战略股权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等企业全球化的十大路径，这些道路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40年的实践总结，路径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每种路径都有成功的典范，关键在于对路径的选择上，企业需要结合自身所处的产业特性、企业特点、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进行综合考虑，斟酌定夺。作为新兴市场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的道路上必然承受着额外的负重。国际人才缺乏难题、异域文化碰撞与冲击、合规风险的挑战、社会责任、品牌之殇等都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面临的挑战与困难。这些关键性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将决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之路上能够走多远。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只想在国内或区域市场偏安一隅是不现实的，国际化是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家专门致力于企业国际化研究的智库，CCG将一如既往地持续追踪研究，汇聚跨国投资领域的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智慧，共同为“走出去”事业献计献策，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航程虽漫漫，巨轮已起航。期待中国企业能够百折不回，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最终在全球舞台上长袖善舞，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新型全球化贡献更大力量。是为序。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博士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博士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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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脱贫攻坚调研报告.通辽篇：英文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 in China—Tongliao City，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Sumin Wang,Tai Wang,An Chunying,吕敏宏,张春娟,温辉
2020-05-01
978-7-5203-6863-6
158千字
扶贫 调查报告 通辽 英文
通辽市根据自身环境特点，立足特色资源，通过发展黄牛产业、挖掘蒙医药产业潜力、开展乡村旅游、推进光伏发电、引导贫困户融入电商产业链条、推进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等特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大教育扶贫力度，促进贫困民众内生动力；通过提升社会兜底保障工程，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免除贫困户生产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未来通辽市将扎实做好后续帮扶工作，完善精准扶贫效果、强化考核落实、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宣传能人带动战略及政策；狠抓作风能力建设，加强对脱贫工作绩效特别是贫困县摘帽情况的监督；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攻坚机制，完善政策措施，集中力量全面完成剩余脱贫任务，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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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七大“陷阱”：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和我们的思考
王灵桂,张中元
2017-10-01
978-7-5203-1326-1
229千字
中国经济 经济可持续发展 研究
蔡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社会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自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需要做出很多新的抉择。特别是，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基本判断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体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应对来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国际、国防等方面的各种挑战，学术界应该具有足够的忧患意识，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对于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描述以及面对的挑战，学术界可以用多种方法论和方法进行探索，其中，有两种方式常常被采纳，从而提出一些值得讨论的命题。一种方式是按照实证性的传统对发展阶段做出判断和描述，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去寻求其历史参照和相应的借鉴。例如，经济学家客观地描述过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学者们一般也以更为实证的研究予以呼应。正如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在歌词中问道：“需要走过多少条路，一个人终能长大成熟？”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要翻山越岭、爬沟过坎，柳暗花明又一村。根据相关的历史经验，揭示出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关口是不能回避的，哪些转折点必须跨越，对政策制订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针对一个二元经济发展如何进入新阶段，并由此转向具有新古典特征的增长阶段，我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历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崭新情况，特别是人口转变到达的新阶段，在多年前做出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类型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判断一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现在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的认同。或许正是那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对于人们认识后来确认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做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的准备。另一种方式是遵循相对规范性的传统，对社会和决策者提出具有警示性的预言。研究者和讨论者一般是以规范研究的方式参与。王灵桂和张中元所著《跨越七大“陷阱”——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和我们的思考》，针对的就是这种研究。本书介绍了社会上或学术界流传的诸多以“陷阱”为名的概念，包括“中等收入陷阱”、“梅佐乔诺陷阱”、“去工业化陷阱”、“比较优势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并做出了作者自己的思考。这些冠之以“陷阱”的说法，虽然也包括了若干经济学家讨论的实证性命题，但多数属于规范性学术传统的内容。或许有的学者对这类关于“陷阱”的概括不以为然，认为是一些研究者在造概念，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然而，概念作为思维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构筑单位，是理论家把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抽象，意图最终概括成理论的一个工具。因而，造概念也就是进行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过程。经济学家在形成相对成熟或成体系的理论之前，常常把现实中的观察结果提炼为一些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就是依据的这个道理。至于哗众取宠之说，如果提出的问题的确有意义，抛砖引玉而启发更多同行参与讨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当然，我绝不是说中国必然或者有很大的概率，会陷入上述一个、两个、若干个或所有“陷阱”。而且，作者书中所列举并放在一起思考的这些“陷阱”概念，跨越了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不同领域，每种概括在认知的成熟度上也差异颇大。但是，它们在一个问题上具有共同点，从而使本研究具有价值。那就是这种种“陷阱”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面临问题所具有的或大或小的针对性，从而具有启示性。也就是说，如果从未雨绸缪或者预则立、不预则废的立场出发，本书值得一读，特别是值得由此引发读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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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与供给结构的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and Supply Structure王钰
2020-07-01
978-7-5203-1686-6
208千字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关系 经济结构 研究
本书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依据中国制度变迁的时点和经济周期的划分，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切分，并重点对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基于供给结构进行了分解，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机理、过程和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获得了1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经过系统研究，分析了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先表现为波动性降低，再分周期逐步表现为增长获得了稳定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2）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分权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企业形成投资偏好后博弈均衡的结果，而非一般均衡的产物。地方政府在乘数—加速原理作用下，企业在“干中学”和“模仿—套利”机制作用下，形成较强的投资偏好，并在财政政策的直接参与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下，促进投资不断增加。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本身具有投入的不可逆性以及资本快速深化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作用，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过度投资的结果都将导致“投资悖论”现象的出现。（3）从供给结构角度侧重分析了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明显地发现，虽然随着经济的平稳增长，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慢于增加值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改进较快，可以有效地支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改进则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未来三次产业的进一步优化。从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其投入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现出粗放的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呈现一定的波动状态，但从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看，技术进步是正的。而通过对技术进步来源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规模和效率，缺乏纯技术进步，说明没有发生创新驱动。（4）在未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利用信贷扩张引诱投资，导致物质资本跨期错配，使局部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需的大量减少，有整体性产能过剩的趋势；投资的“干中学”招致了模仿套利和过度竞争，压抑了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缺少创新型人才产生的机制和环境，使创新基础薄弱。（5）中国选择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扩大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也是追赶型国家受初始要素禀赋的制约、突破“贫困陷阱”的要求，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间过程。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全和不均衡，后端的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前端的要素市场仍未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处于指令或半指令状态，同时市场化改革快于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在不健全的制度和不完善的市场中，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使要素偏离市场机制而配置。此外，在可竞争的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却缺少规范的竞争秩序，使市场的协作性降低，恶性竞争加剧，使过度进入的企业被压制在极小的利润空间中，古典式竞争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受阻。因此建议：未来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协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关系，加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本书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研究”（12&ZD038）和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14BJL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定额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后备学科带头人项目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