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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认同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周娜
2019-04-01
978-7-5203-4310-7
254千字
中国共产党 大学生 党的作风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中国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和力量依托。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素质、政治素养、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实施，影响着“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持续不断地加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其基本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青年大学生来说，革命精神是一种价值导向、一种精神激励和文化认同。鉴于此，本书着眼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需要，以河北省大学生革命精神教育的一系列实践经验为支撑，将理论研究、历史梳理、实证分析、对策建议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探讨革命精神的内涵特征、功能作用，系统分析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的逻辑前提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对当代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的基本现状、主要特点、认同困境及内外成因进行实证研究，并从基本原则、认同路径和保障体系三方面提出增强认同的路径，旨在为提升大学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认同提供一定的对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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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挫折教育研究
方鸿志
2015-05-01
978-7-5161-6409-9
285千字
大学生 挫折(心理学) 研究
本书在综述国内外有关挫折及挫折教育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挫折、挫商、情商、大学生挫折教育等相关概念给予界定，阐述了大学生挫折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结合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和成长需要，依据实证研究，紧密贴近大学生实际生活，设计了富有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的大学生挫折教育主要内容；提出了兼具针对性、 多样性和实效性的大学生挫折教育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挫折教育模式（U FEM），这一模式创新了大学生挫折教育的方法，旨在实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正能童、提升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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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王岩
2020-05-01
978-7-5203-6256-6
393千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必须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做出专门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将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更高水平。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关键时期，尤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助推作用。这是因为：就地位而言，精神文明建设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条件逐渐演变为目标；就作用而言，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着意识统领、思想保障、道德滋养和文化条件。为此，本书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背景，着重探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内涵，既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予以总结，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涵进行全面建构，不断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进而打造文化民生和文明共享的新格局。一 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亟须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曾掀起过两次高潮：一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首次出炉的改革伊始阶段，另一次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崭露头角阶段；一次为“从意识形态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推进”，另一次为“从问题意识向价值追求的推进”。樊浩：《“精神”，如何与“文明”在一起？》，《哲学动态》2015年第8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对推动“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做了专门部署，标志着精神文明向更高水平跃升的新阶段已经到来。综观40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累的成果，一个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理论体系正在逐步成熟，也预示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日趋科学化，更显实效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已有的精神文明建设就百密而无一疏，其中仍存在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空间。首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便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大多数研究成果的主题过于宏观。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首次提出至今，学术界对精神文明展开了专门而深入的研究，但若进一步深究便可发现，上述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观点基本上与二三十年前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诉求相吻合。正如图1所示，有关精神文明的研究在90年代中期（《决议》通过前后）达到峰值之后便呈下降趋势，到2010年后几近沉寂。这一方面反映了学术界对热点问题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关精神文明的研究在近十多年的相对滞后性，已无法发挥它对改革的理论先导作用。同时，尽管以往的精神文明研究呈现出多重视角，如全球化视角、文化视角、市场经济视角、法治视角、人性视角、人物视角等，也不乏对精神文明建设专门问题的深度剖析，如精神文明的内涵、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精神文明建设的层次和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和思路等，更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构建，如钟克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流的《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范英的《精神文明学论纲》等。但从大多数文献来看，宏观性、崇高性是其主旨与立意所在，对精神文明的研究不够细微、具体和亲民。一些学者依然沿袭了革命理想主义的风格，青睐宏大叙事的研究路向、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因而其选题、学说、视角过于宏观，带有明显的“高大上”色彩，给人以距离感、隔阂感，无法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具体性要求有机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论的苍白性。图1 近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期刊发文量[中国知网（CNKI）]38其次，精神文明建设的现有理论尚不能完全适应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发展需要。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如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其结构、内容、特点、功能等究竟如何体现？这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国情，吸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比如如何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创见。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价值观也处于剧烈变迁中。由价值取向多元化导致的若干负面的价值取向深深改变了人们的精神境界：从整体取向向个体取向的转变、从道义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从单一化价值取向向多元化价值取向的转化。极端自我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妨碍了社会宽容心态的培育，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促使人们急功近利，对未来既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更有着不知所措的迷茫和恐惧，精神家园失落。有鉴于此，如何使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血脉，使之更富有时代性和时效性则属当务之急。再次，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介说过于笼统、宏观，无法囊括深入细致、丰富具体以及最新发展的精神文明元素。关于精神文明具体内容的研究有“两个方面”说：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说”：知识方面的建设、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世界观方面的建设；韩振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综述》，《理论与现代化》1997年第8期。“四个内容”说：思想理论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思潮；江流、赵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上、下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五个内容”说：理想信念层面、教育科学文化层面、道德建设层面、新闻宣传层面和党风教育层面；谭吉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三大系统”说：教育系统、实践系统、养成系统徐光春：《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精神文明报》1996年4月18日。。在上述观点中，“两个方面”说是官方认可的主要观点，也是学术界的主流。这种设定无疑具有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且便于记忆等优点，但这两个方面的概括更多是提纲挈领式的表述，无法涵盖精神文明的丰富内容。况且，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不仅是丰富的，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生发出新的内容，这些都需要囊括进精神文明的体系。在大家认可的“两个方面”说中，思想道德建设无疑具有无可辩驳的纲领性、方针性，其思想性、先进性、科学性的政治诉求必须坚持。可现实生活却是具体的、微观的甚至是形而下的，它与每个现实主体的实际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纷繁芜杂的生活领域同样有着精神文明的诉求且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特质，诸如生产劳动中的工匠精神、创新创业中的进取意识、家风家训的和谐伦理、共产党人革命瑰宝的红色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理念、网络空间的文明准则等。将这些内容纳入精神文明体系，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实落细落小的大众化、民主化诉求，又是具体生活领域接受并认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主选择。最后，精神文明偏重于政治话语，缺乏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精神文明概念的提出本就带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无论是“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的反问，还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求是》1996年第21期。的警示，以及“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全过程”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的思路，都无不在说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路径依赖，反映出执政者对西方颜色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警惕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因而精神文明建设往往着重于号召式、宣传式的政治话语，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采用单向的、正面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这是根本的也是必需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精神文明除了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之外，还应当包括非意识形态属性的部分；除了蕴含浓郁政治色彩的官方话语之外，还应当有反映精神生长逻辑及规律的民间话语；除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之外，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大众参与。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除了必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之外，还应当涵盖作为主体的人的多种精神表征，诸如公民素养、民族精神、家庭伦理、日常生活理念。由于人的存在状况的方式、维度、领域等方面的具体性以及主体精神生活的层次性，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文明的程度以及建设的着眼点自然呈现出多样性。这也就决定了精神文明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构成和层次结构，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二 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路由上可知，精神文明是一个社会精神发展的总体面貌，应当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加以考察，其构成不是精神现象的机械相加，不是文化发展的理论拼盘，而是呈现出严谨的构成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现实背景的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公民素养是精神文明的逻辑前提一方面，公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和具体目标。重视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始终也只能是更好地捍卫公民的尊严，促进公民的发展，增进公民的幸福。公民的尊严、发展与幸福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也是系统评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败得失的价值准绳。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主体是党和政府，建设主体则是公民。申言之，公民素养之高低直接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之成败。新时代，通过各种途径培育公民具备如下素养显得尤为必要与重要：以坚守政治原则、捍卫思想立场、坚定价值立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立场素养；以公共利益、自主、理性与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理性素养；以语言素质、决断能力、自省能力与论证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交往能力素养，以及以尊重、仁爱、包容与得体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礼仪素养。（二）伦理道德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内涵人类自身是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的有机统一。其中道德存在是人最深层、最本质的存在，人类唯有在道德存在中才能找寻到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个体的价值基础。人类自身所独有的道德存在方式决定了伦理道德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现代中国社会虽然饱经欧风美雨的激荡，但伦理型的文化没有改变……伦理道德路径依然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和安身立命的首选。”樊浩：《“精神”，如何与“文明”在一起？》，《哲学动态》2015年第8期。当下伦理道德建设应当从人们道德认知的基本规律入手，从道德心理的生发机制介入，从道德失范产生的现实根源出发，既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共产党人的道德境界，也要注重最基本的、合乎律令的公民道德；既要注重伦理道德的一般性原则，也要将伦理道德具体化、领域化，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建设的有效性；既要坚持健康伦理风尚、伦理环境的构建，也要强调个人品德向更高层次的提升，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丰厚的道德滋养，营造良好的道德风尚。（三）法治精神是精神文明的实践诉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的规范和道德的教化共同发挥作用，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这必然需要确立和弘扬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的精神性存在，包含人本的情怀、公平的原则、正义的诉求、协商的意愿、宽容的心境、平等的愿景、自由的境界、守法的意识和共享的旨归等精神理念。这些理念不仅是我们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价值原则，而且作为小康社会的基础性价值规范融入精神文明的内容和体系之中，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精神文明实现的观念保障，并内化为精神文明的新内涵。小康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而社会主体在法治精神方面的情感寄托、价值认同、态度取向和自觉意识，乃是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这是因为，培育公民法治精神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升公民的法律素养和形成法治教育新常态，促进公民真正尊法、守法、用法和护法，同时也会为国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完善法律治理奠定良好的观念基础。（四）意识形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日报》2015年3月1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的、重要的内容，这是不能动摇的。在精神文明的框架中，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处于精神文明结构体系的顶层，具有崇高性的特质。这种崇高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在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建设中起到统领作用，其发展、变化、性质、特征对精神文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亟须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维护处于最高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研究其建设方略，以抵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渗透。以意识形态为统领方向确保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不容忽视的内容。（五）日常生活理念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层次日常生活理念作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凝结，同样属于精神文明的体系，而且是最基础的精神文明形态。它一方面反映了主体在人类生活基本领域的精神面貌，为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其他精神文明形态提供了基石和养料；另一方面作为感性材料对精神文明进行更高层次的调整、改造及升华提供现实素材。这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不断、层层递进的物质保障。人们对闲暇时间的支配、对生活日用品的购买、对交往对象的选择、对家庭关系的处理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观念和立场往往具有较强的个体任性且庸常平凡，有着将人异化为物的危险。因而，日常生活理念必然存在着文明化的必要性，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众日常生活这一微观世界的嵌入。对大众日常生活理念的观照及引领，将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大众生活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这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摒弃形式主义，加强理论亲和力和渗透力的主动调适，也是大众生活理念超越褊狭、平庸、任性，迈向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垒土之台。（六）红色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动力支持红色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杨建义：《以红色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质》，《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8期。。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历史见证，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把钥匙。因而，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历史与逻辑的相关性，它为后者增添了革命的底色并为立党治国注入了灵魂。红色文化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记载了中国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蓬勃发展的历程，寄托了人民群众的民族独立、国富民强的热切期望，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其气质、品质、精神在当今中国依然有着强烈的时空穿透力。我们面临着如何使作为红色文化发源地的革命老区脱贫致富，使红色经典的魅力焕发新颜，使红色旗帜在市场的大潮中飘扬，使红色基因得以遗传的时代使命，从而使精神文明不丢失革命底色与精神动力。（七）家风家训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地和精神家园。家庭的建规立约不仅关系着家庭的兴衰存亡，而且作为国之根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家规是有形的规范，是家风的基础；家风是无形的精神，是家规的灵魂，它融入家庭成员的血脉，成为家庭之间相区别的伦理标识。“历代家训的作者均要求子孙树立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理想社会；要求子孙身体力行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理念，以此为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为学方法。”邵龙宝：《中国古代家训的源流、精义及其当代转换的方法论》，《兰州学刊》2015年第5期。《颜氏家训》《训俭示康》等古代著名家训中蕴含的做人之道、处世原则、生命智慧至今依然对后世有着启迪意义，但应剥离其宗法等级制度的内容，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家规与国法，家风与党风、民风，家庭伦理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契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家庭这一重要载体中的具体落实。（八）语言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表现“当个体接受、掌握一种语言和话语时，也就相应地与凝结于其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发生了联系。”李金和：《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民族优秀价值文化之维》，《齐鲁学刊》2016年第5期。凭借语言，人类的思维活动方可对象化，才能在物质生产实践以及社会性活动中探寻真理、针砭时弊、赏善罚恶、播撒文明。无论是语音的切分、语法的结构，还是语义的样式，抑或语用的情景，都能发现蕴含其中的知识系统、道德系统、审美系统，进而透析精神文明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记载，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粹，更是这个国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源泉。在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中华民族的语言面临着各种挑战，语言的碎片化、语意的歧义化、语法的混乱性以及地方语言的遗失化等带来了语言生态的紊乱，有必要从国家政策的层面推进语言的文明化、现代化，用正确的词语捍卫中华文明，用优美的语言启迪人们的心灵，用充满人情温度的语句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用包含正气的话语系统彰显中国的软实力。三 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原则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文明的创造者，也应当是文明的享有者。经历了40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的物质文明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跃升，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能性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前提。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与日俱增且要求更高。“幸福感”“获得感”等主观感受不再单纯是物质生活指标的简单表达，亦包含着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供给状况的主观诉求，包含着人民群众对风清气正、重德尚义的伦理秩序以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制度的殷切期望。这些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保障，又必须使人民群众通过教化及习得而转化为自身的精神力量，最终成长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人。正如英格尔斯所说：“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对人民群众进行现代生活观念的教导、科学精神的培养、民主法治观念的培育，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熏陶、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引导，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明智之举，它反过来亦会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感和丰润度。其次，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更高水平的辩证统一和动态平衡。改革开放之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被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它在保障改革大业的顺利进行、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但不容否认的是，“两手都要硬”在过去40年的历史中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衡。与可见的物质文明相比，隐性、内在的精神文明自然显得相对孱弱，诸如此类的“代价论”“无用论”由之甚嚣尘上，曾一度颇有市场。因为在GDP的逻辑中，精神文明因无法量化而失去了话语权，贪污腐败、道德滑坡、理想缺失、娱乐至上等负效应却因经济增长的凯歌高进而被视作“理所应当”。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无疑是极为短视与片面的。精神文明一旦滞后于物质文明或被作为代价偿付出去，物质文明的大厦终将倾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步履一致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使命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文明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国家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的建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享的精神、人本的情怀、平等的意识、公正的理念、友爱的德目、宽容的品性、民主的诉求、廉洁的官德、治理的期望等价值理念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更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走向动态平衡的观念保障。再次，弘扬时代精神，创新内容与方法，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力。如前所述，原有的精神文明建设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就，但近十年来的研究相对式微，现有的理论已不能满足时代进步的需要。特别是当中国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之后，国民的精神贫穷、精神贫乏、精神贫困、精神贫瘠等现象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加重之势，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由之，我们应该把握时代的脉搏，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文化内涵、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意蕴、全球化的价值共识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使之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融合现代性、信息科学的元素，从而在时代的交响曲中发出最美妙的谐音。这就意味着以往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与方法要与时俱进，比如原有的那种“两大板块”的内容需要更为细致而专门化的科学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能以接地气的方式发挥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引领作用，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类型因势利导地培育推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运用网络化技术、自媒体等手段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方式，把握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年龄特征从而实现传统的灌输方法与现代以人为本方法的整合，等等。总之，当人们破除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刻板化、教条化、严肃化的疏离感，主动将精神文明的崇高性、先进性要求融入自己的具体生活领域之中，自觉实践符合社会主义本质与现实生活规律的具体化文明法则，文明的素养、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最后，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中国精神，推动中华文化走向现代化。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国外学者对中华文明的重新审视，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文明的争论不断。无论是布热津斯基断言中国模式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是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还是马丁·雅克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不是威胁”[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都表明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中国精神的独特性和影响力的重视。但是国外学者对中华文明的观点是以“西方中心论”展开的，其中不乏偏见和误读。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中隐藏着以鼓吹中华文明复兴之名行“捧杀中国”之实的险恶用心。认清国外学者对中国精神文明态度的真实面目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兜售的各种意识形态战略，我们需要的是坚定文化自信，用文化软实力构筑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华夏儿女的基因、血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具有无可改变的先在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需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纳入我们的灵魂之中，吟诵平仄韵律、躬行礼乐经典、强化国学推广并不在于形式的复制，而在于对传统文化基因的坚守与发扬，使之绽放出无限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与理想，它的重新崛起、伟大复兴汇集了全民族的共同呼声，守住本根又与时俱进，海纳百川而又不妄自菲薄，以更多形式锻铸充满中华神韵的作品，让中国好故事走出国门、中国好声音深入人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