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陈妍
2016-01-01
978-7-5161-8293-2
205千字
建筑 节能 经济政策 研究 中国
从全球范围看,建筑与工业、交通是三大高耗能产业,依据发达国家经验,我国未来建筑能耗将超过工业能耗。由于节能建筑比普通建筑成本要高,因此建筑节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手段来主导其发展,但各微观经济主体才是推动建筑节能市场转型的决定性力量。我国正处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阶段,建筑能耗将大幅提高,但我国节能潜力很大,建筑节能对于我国的低碳转型十分重要,对于政策的需求也十分紧迫。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建筑节能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微观经济主体,均有强烈的政策需求,要实现建筑节能的社会目标,就必须通过政策设计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主动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已经预告了建筑节能未来的获利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开发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而正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体制政策障碍等问题的存在,是微观主体需求建筑节能政策的本质原因。“十一五”时期,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障碍。建筑节能改变了各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利益受损的一方未得到合理补偿,自然就成为建筑节能的阻碍力量。当利益平衡被改变,原有的政策均衡已经不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对新政策的需求就会产生,因此,障碍只是建筑节能问题的表象,利益冲突才是问题的本质。政策缺失和政策执行不力等政策非均衡因素导致建筑节能发展的障碍。其中,政策缺失的根源在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以税收和贷款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激励政策面临约束;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和自愿性协议类政策工具需要以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一条件。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包括:法律缺乏强制力、监测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执行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要在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我国建筑节能政策设计应遵循政策需求与供给均衡、统筹兼顾各主体利益、成本收益有效和政策系统总体协调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可用于指导新建建筑节能政策设计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政策设计。我国建筑节能工作总目标,是在满足相同的室内环境舒适性要求的前提下,以最低成本降低单位面积的建筑物终端能耗。以此为目标进行政策工具选择和实施机制的安排。另外,建筑节能政策不能孤立存在并发挥作用,能源价格改革、节能服务体系、能效标识体系、建筑能耗统计系统是建筑节能支持体系,其快速发展可极大提高建筑节能政策实施效果。我国新建建筑节能市场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通过强制性节能标准让所有新建建筑都达到最低能耗要求,在此基础上鼓励开发更高节能水平的普通建筑;二是走高端节能建筑路线。第二个发展方向与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不一致,政府的初衷是鼓励通过采用简单技术、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建筑节能,而不是走只有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建筑节能之路。我国新建建筑节能市场尚未形成的原因是节能建筑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还不能轻松地转化为市场动力,无法激发开发企业、材料供应企业、消费者参与的积极性。建筑节能产业链上的各主体有着紧密的利益联结,通过影响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到政策设计的切入点,可取得好的政策效果。新建建筑节能政策设计应以利益相关主体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差异为切入点。新建建筑节能的社会目标是以低成本实现单位面积建筑物终端能耗降低。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要保证所有新建建筑物都符合国家强制性节能标准(节能50%或65%),其次要给提供和购买更高能效水平(节能高于65%)、较低增量成本建筑的微观经济主体鼓励,以帮助其实现市场转型。这样的目标和努力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新建建筑节能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1)继续加强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执行监管。坚持对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范围应由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扩大到中小城市;坚持要把节能性能作为建筑质量验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2)“十二五”期间加强对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性政策的试点工作。建立针对开发企业、建设单位、消费者的税收优惠、贷款优惠政策,并完善建筑节能专项资金和政府采购制度。(3)完善建筑节能产业链。逐步建立建筑节能材料、建筑节能技术国家标准。国家建设主管部门、节能主管部门、科技部门会同标准制定机构分步骤制定建筑节能材料和技术相关标准。首先对主流技术和重点技术制定统一的能效标准;对市场出现的新的集成设备或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提供政策引导,出台指导性的技术政策。(4)将住宅产业化作为国家建筑节能工作的中长期目标。住宅产业化是发展节能建筑的重要路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建筑“制造”方式的随意性,才能最终实现建筑节能和绿色的目标。先从试点城市开始,加强住宅产业化联盟,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鼓励有实力、有住宅产业化实践的开发企业先行试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体制障碍。供热计量推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供热企业,供热企业短期利益因供热计量改革而受损,才是计量收费推进困难的根本原因。费用分摊原则是改造能否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关键。唐山项目为今后的工程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其中坚持要受益用户承担部分费用,与产品企业合作来筹措部分资金的做法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可选择的方式。在住房私有化情况下,投融资机制是我国能否规模化开展既有建筑综合节能改造的关键。在该项目中,住户既是住房的所有者,又是节能改造的受益者,应该出资参与改造。唐山项目在制定融资政策时就确定合并居民要为节能改造投资的总思路,但因为该项目有国际合作背景,两国政府的资助,居民的投资可以少一些,但是节能改造居民要投资作为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为规模改造制定合适的融资政策奠定了基础。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1)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责任主体和资金筹措渠道。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应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通过对节省的能源费用合理分配,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领域,鼓励供热企业、建筑节能材料和部品企业、供热计量产品企业、节能服务公司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市场上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主动参与。(2)推行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在“十二五”期间,供热计量改革的重点应是大力推行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坚持供热计量改造与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同步进行。各地方政府要制定“十二五”期间供热计量收费的具体方案,颁布相关政策。将供热计量改革工作情况作为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的重点。(3)建设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的五大保障体系。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需要在政府监管下通过价格杠杆和能耗评估来实现,具体来说需要五大系统来支持,即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系统、能源审计系统、能耗限额标准、阶梯能源价格和公众监督系统。(4)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发展。尽快出台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项目的财税优惠政策和节能融资政策,并积极支持节能服务公司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服务模式。
王钰
2020-07-01
978-7-5203-1686-6
208千字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关系 经济结构 研究
本书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依据中国制度变迁的时点和经济周期的划分,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切分,并重点对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基于供给结构进行了分解,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机理、过程和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获得了1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经过系统研究,分析了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先表现为波动性降低,再分周期逐步表现为增长获得了稳定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2)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分权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企业形成投资偏好后博弈均衡的结果,而非一般均衡的产物。地方政府在乘数—加速原理作用下,企业在“干中学”和“模仿—套利”机制作用下,形成较强的投资偏好,并在财政政策的直接参与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下,促进投资不断增加。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本身具有投入的不可逆性以及资本快速深化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作用,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过度投资的结果都将导致“投资悖论”现象的出现。(3)从供给结构角度侧重分析了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明显地发现,虽然随着经济的平稳增长,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慢于增加值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改进较快,可以有效地支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改进则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未来三次产业的进一步优化。从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其投入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现出粗放的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呈现一定的波动状态,但从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看,技术进步是正的。而通过对技术进步来源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规模和效率,缺乏纯技术进步,说明没有发生创新驱动。(4)在未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利用信贷扩张引诱投资,导致物质资本跨期错配,使局部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需的大量减少,有整体性产能过剩的趋势;投资的“干中学”招致了模仿套利和过度竞争,压抑了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缺少创新型人才产生的机制和环境,使创新基础薄弱。(5)中国选择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扩大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也是追赶型国家受初始要素禀赋的制约、突破“贫困陷阱”的要求,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间过程。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全和不均衡,后端的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前端的要素市场仍未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处于指令或半指令状态,同时市场化改革快于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在不健全的制度和不完善的市场中,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使要素偏离市场机制而配置。此外,在可竞争的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却缺少规范的竞争秩序,使市场的协作性降低,恶性竞争加剧,使过度进入的企业被压制在极小的利润空间中,古典式竞争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受阻。因此建议:未来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协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关系,加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本书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研究”(12&ZD038)和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14BJL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定额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后备学科带头人项目的资助。
裴长洪,王震,孙婧芳
2016-10-01
978-7-5161-9139-2
174千字
收入分配 分配制度 研究 中国
本书从共享经济理念出发,对中国基本分配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首先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内涵、制度安排的演变为线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对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安排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其次,以按要素分配的思想演变为线索,对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以及西方主要发达囯家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分配格局和收入再分配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本书详细分析了共享经济理念的提出、理论内涵和政策安排,并以此为框架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基本分配制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高凌云
2017-10-01
978-7-5203-1268-4
80千字
对外贸易 研究报告 中国 2017 英文
2016年,我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下降了,而且,自2013年以来,我们保持了3年的第1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也被美国所取代。作为世界廉价劳动力制造基地的地位不断削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上高歌猛进、持续提升份额的时期暂告一段落,并将进入到有增有减的动荡期。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国对外贸易报告2017(10)》为大型丛书国家智库发布的一种,收录2017中国对外贸易研究报告。
朱雄关,谭立力
2020-10-01
978-7-5203-7092-9
220千字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大国之路,始于周边,周边国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结硕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具有肩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云南大学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一流大学。2017年9月,学校入选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校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时任校长)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作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之一。2018年3月,学校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一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建成具有唯一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和数据发布平台,形成一系列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周边外交等现实需求,全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二是促进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学校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调动学校非通用语(尤其是南亚、东南亚语种)的师生参与调查研究,提高非通用语人才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撰写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学校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开展与对象国合作高校师生、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交流,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以来,学校在组织机构、项目经费、政策措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全力保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汇聚众多师生辛勤汗水的第一波“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顺利完成。该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群策群力,高度重视项目研究。学校成立以林文勋书记任组长,杨泽宇、张力、丁中涛、赵琦华、李晨阳副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作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科处,由社科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孔建勋任专职副主任,陈瑛、许庆红任技术骨干,聘请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为特聘专家,对项目筹备、调研与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做好协调和指导。二是内外联合,汇聚各方力量推进。在国别研究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上,我校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依托国别研究综合调查获得多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本项目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经济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院、研究院在问卷调查、非通用语人才、国内外资料搜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中资企业协会、企业代表处以及诸多海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勇于探索,创新海外调研模式。调查前期,一些国内著名调查专家在接受咨询时指出,海外大型调查数据库建设在国内并不多见,而赴境外多国开展规模空前的综合调查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在初期的筹备阶段,项目办面临着跨国调研质量控制、跨国数据网络回传、多语言问卷设计、多国货币度量统一以及多国教育体系和民族、宗教差异性等技术难题和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国调查前后,众师生不仅面临对外联络、签证申请、实地调研等难题,还在调查期间遭遇地震、疟疾、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威胁。但是,项目组克服各种困难,创新跨国调研的管理和实践模式,参与调查的数百名师生经过两年多的踏实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兼具开源性、创新性和唯一性的调查任务。四是注重质量,保障调查研究价值。项目办对各国调研组进行了多轮培训,强调调查人员对在线调查操作系统、调查问卷内容以及调查访问技巧的熟练掌握;针对回传的数据,配备熟悉东道国语言或英语的后台质控人员,形成“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位一体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海外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数据搜集完成之后,各国调研组立即开展数据分析与研究,形成《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报告,真实展现海外中国企业经营与发展、融资与竞争、企业形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情况,以及东道国员工工作环境、就业与收入、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等丰富内容。整个调查凝聚了700多名国内外师生(其中300多名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项目首批由20个国别调研组组成,分为4个片区由专人负责协调,其中孔建勋负责东南亚片区,毕世鸿负责南亚片区,张永宏负责非洲片区,吴磊负责中东片区。20个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分别为邹春萌(泰国)、毕世鸿(越南)、方芸(老挝)、孔建勋和何林(缅甸)、陈瑛(柬埔寨)、李涛(新加坡)、刘鹏(菲律宾)、杨晓强(印度尼西亚)、许庆红(马来西亚)、柳树(印度)、叶海林(巴基斯坦)、冯立冰(尼泊尔)、胡潇文(斯里兰卡)、邹应猛(孟加拉国)、刘学军(土耳其)、朱雄关(沙特阿拉伯)、李湘云(坦桑尼亚)、林泉喜(吉布提)、赵冬(南非)和张佳梅(肯尼亚)。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国别调查报告的封面署名作者。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度拓展,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综合社会调查的知名品牌。项目实施以来,尽管项目办和各国调研组竭尽全力来完成调查和撰稿任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疏漏、错误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丛书》编委会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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