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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与供给结构的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and Supply Structure

    王钰

    2020-07-01

    978-7-5203-1686-6

    208千字

    16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关系 经济结构 研究

    本书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依据中国制度变迁的时点和经济周期的划分,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切分,并重点对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基于供给结构进行了分解,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机理、过程和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获得了1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经过系统研究,分析了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先表现为波动性降低,再分周期逐步表现为增长获得了稳定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2)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分权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企业形成投资偏好后博弈均衡的结果,而非一般均衡的产物。地方政府在乘数—加速原理作用下,企业在“干中学”和“模仿—套利”机制作用下,形成较强的投资偏好,并在财政政策的直接参与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下,促进投资不断增加。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本身具有投入的不可逆性以及资本快速深化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作用,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过度投资的结果都将导致“投资悖论”现象的出现。(3)从供给结构角度侧重分析了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明显地发现,虽然随着经济的平稳增长,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慢于增加值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改进较快,可以有效地支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改进则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未来三次产业的进一步优化。从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其投入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现出粗放的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呈现一定的波动状态,但从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看,技术进步是正的。而通过对技术进步来源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规模和效率,缺乏纯技术进步,说明没有发生创新驱动。(4)在未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利用信贷扩张引诱投资,导致物质资本跨期错配,使局部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需的大量减少,有整体性产能过剩的趋势;投资的“干中学”招致了模仿套利和过度竞争,压抑了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缺少创新型人才产生的机制和环境,使创新基础薄弱。(5)中国选择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扩大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也是追赶型国家受初始要素禀赋的制约、突破“贫困陷阱”的要求,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间过程。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全和不均衡,后端的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前端的要素市场仍未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处于指令或半指令状态,同时市场化改革快于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在不健全的制度和不完善的市场中,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使要素偏离市场机制而配置。此外,在可竞争的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却缺少规范的竞争秩序,使市场的协作性降低,恶性竞争加剧,使过度进入的企业被压制在极小的利润空间中,古典式竞争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受阻。因此建议:未来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协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关系,加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本书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研究”(12&ZD038)和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14BJL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定额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后备学科带头人项目的资助。

  • 流量经济新论:基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视野

    New Theory of Flow Econom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孙希有

    2015-03-01

    978-7-5161-5775-6

    257千字

    19

    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战略 研究

    本书的理论开启点是基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书中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思维不仅仅是经济流动性发展的元叙事战略,也是人类主义发展的元叙事战略;不仅仅是从经济效益角度注重了发展问题,而且是从人类整体效益角度注重了发展问题,这是更宏大的视野和发展胸怀。本书提出,经济是靠流动才能存在和发展的。没有流动,就没有经济。经济的流动,就是要素的流动。要素的流动,才有经济的发展。整体与全局的发展,都是由于某些区域的领先发展,并由领先发展区域的开放与要素、能量的输出、扩散而引起的。本书把这一切归于流量经济概念范畴之内。流量经济理论定义是本书作者2000年初独创的。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启示,作者在本书中将其原提出的流量经济理论与实践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对原有的流量经济要素及要素内涵也进行了新的补充和完善,提出了“八个流量经济要素”和“强流动”“弱流动”两个分类定义。本书得出的结论性观点是:从理论内涵上看,全球具有研究流动性经济发展的理论都处于支持“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状态,而“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就是对流动性经济理论的实践验证。为此,本书再次独创了至少两个以上的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思维的经济发展新理论,即“增长决堤律理论”和“差序增长极律理论”等。

  • 中国财税史纲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刘德成

    2016-05-01

    978-7-5161-8470-7

    229千字

    36

    财政史 中国 税收管理 经济史 中国

    财税史学以过去的财税事实为研究对象,而财政学以现实的财税问题为研究对象,两者看似毫无关联,其实不然。南宋著名学者叶适说:“财者,今日之大事,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戈德沙伊德(Rudolf Goldscheid)在《解决财政问题的社会学方法》一文中指出:“财政历史学、财政社会学和财政统计学是三大支柱,每一个支柱都能够支撑与现实相联系的公共财政理论。”两位学者尽管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肯定了财税史学与财政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就一个完整的财政学科体系而言,财税史学与财政学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基于完善财政学科体系的考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一些高校财政学本科专业相继开设了《中国财税史》课程,教学内容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构建较为合理的教学内容,就成了中国财政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认为,财税史学是横跨历史学和财政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因此,财税史学具有历史学与财政学的双重属性。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无论是“历史学的财税史”,还是“财政学的财税史”,都具有一致的基本特性即实证性,因为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并深入分析历史资料,财税史学才有立足之本。但是,从教育教学角度看,由于历史学专业与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不同,“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基本任务也有所区别。前者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全面、准确地分析历史材料,还原财税史实;后者的基本任务则是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去分析财税史实,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现实财税实践服务。这就意味着“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的教学内容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对于“历史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对于“财政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则无太大的必要,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那么,到底该如何构建适应财政学本科专业需要的教学内容?笔者认为,教学内容的构建应遵循如下原则:其一是“简”。中国财税史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但课程内容不必太多、太杂,只须“简”。“简”,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高标准,因为简化了的内容其实是精心筛选的结果,是应该具有框架性、引领性的。其二是“整”。课程内容一经选定,就要尽量将具体财税史实的前因后果等表述完整,力避课程内容碎片化。其三是“通”。“通”就是通古今之变,即课程内容要反映中国财税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本书就是遵循上述原则撰写的。因为突出“简”、“整”、“通”,所以,本书书名定为《中国财税史纲》。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的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刘德成2016年5月

  • 中国对外贸易报告.2017:英文

    Understanding China's Foreign Trade.2017

    高凌云

    2017-10-01

    978-7-5203-1268-4

    80千字

    27

    对外贸易 研究报告 中国 2017 英文

    2016年,我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下降了,而且,自2013年以来,我们保持了3年的第1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也被美国所取代。作为世界廉价劳动力制造基地的地位不断削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上高歌猛进、持续提升份额的时期暂告一段落,并将进入到有增有减的动荡期。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国对外贸易报告2017(10)》为大型丛书国家智库发布的一种,收录2017中国对外贸易研究报告。

  • 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沙特阿拉伯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Employee Surver in B&R Countries SAUDI ARABIA

    朱雄关 谭立力

    2020-10-01

    978-7-5203-7092-9

    220千字

    21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大国之路,始于周边,周边国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结硕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具有肩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云南大学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一流大学。2017年9月,学校入选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校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时任校长)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作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之一。2018年3月,学校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一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建成具有唯一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和数据发布平台,形成一系列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周边外交等现实需求,全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二是促进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学校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调动学校非通用语(尤其是南亚、东南亚语种)的师生参与调查研究,提高非通用语人才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撰写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学校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开展与对象国合作高校师生、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交流,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以来,学校在组织机构、项目经费、政策措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全力保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汇聚众多师生辛勤汗水的第一波“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顺利完成。该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群策群力,高度重视项目研究。学校成立以林文勋书记任组长,杨泽宇、张力、丁中涛、赵琦华、李晨阳副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作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科处,由社科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孔建勋任专职副主任,陈瑛、许庆红任技术骨干,聘请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为特聘专家,对项目筹备、调研与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做好协调和指导。二是内外联合,汇聚各方力量推进。在国别研究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上,我校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依托国别研究综合调查获得多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本项目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经济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院、研究院在问卷调查、非通用语人才、国内外资料搜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中资企业协会、企业代表处以及诸多海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勇于探索,创新海外调研模式。调查前期,一些国内著名调查专家在接受咨询时指出,海外大型调查数据库建设在国内并不多见,而赴境外多国开展规模空前的综合调查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在初期的筹备阶段,项目办面临着跨国调研质量控制、跨国数据网络回传、多语言问卷设计、多国货币度量统一以及多国教育体系和民族、宗教差异性等技术难题和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国调查前后,众师生不仅面临对外联络、签证申请、实地调研等难题,还在调查期间遭遇地震、疟疾、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威胁。但是,项目组克服各种困难,创新跨国调研的管理和实践模式,参与调查的数百名师生经过两年多的踏实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兼具开源性、创新性和唯一性的调查任务。四是注重质量,保障调查研究价值。项目办对各国调研组进行了多轮培训,强调调查人员对在线调查操作系统、调查问卷内容以及调查访问技巧的熟练掌握;针对回传的数据,配备熟悉东道国语言或英语的后台质控人员,形成“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位一体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海外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数据搜集完成之后,各国调研组立即开展数据分析与研究,形成《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报告,真实展现海外中国企业经营与发展、融资与竞争、企业形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情况,以及东道国员工工作环境、就业与收入、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等丰富内容。整个调查凝聚了700多名国内外师生(其中300多名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项目首批由20个国别调研组组成,分为4个片区由专人负责协调,其中孔建勋负责东南亚片区,毕世鸿负责南亚片区,张永宏负责非洲片区,吴磊负责中东片区。20个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分别为邹春萌(泰国)、毕世鸿(越南)、方芸(老挝)、孔建勋和何林(缅甸)、陈瑛(柬埔寨)、李涛(新加坡)、刘鹏(菲律宾)、杨晓强(印度尼西亚)、许庆红(马来西亚)、柳树(印度)、叶海林(巴基斯坦)、冯立冰(尼泊尔)、胡潇文(斯里兰卡)、邹应猛(孟加拉国)、刘学军(土耳其)、朱雄关(沙特阿拉伯)、李湘云(坦桑尼亚)、林泉喜(吉布提)、赵冬(南非)和张佳梅(肯尼亚)。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国别调查报告的封面署名作者。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度拓展,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综合社会调查的知名品牌。项目实施以来,尽管项目办和各国调研组竭尽全力来完成调查和撰稿任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疏漏、错误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丛书》编委会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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