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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与供给结构的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and Supply Structure

    王钰

    2020-07-01

    978-7-5203-1686-6

    208千字

    7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关系 经济结构 研究

    本书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依据中国制度变迁的时点和经济周期的划分,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切分,并重点对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基于供给结构进行了分解,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机理、过程和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获得了1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经过系统研究,分析了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先表现为波动性降低,再分周期逐步表现为增长获得了稳定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2)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分权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企业形成投资偏好后博弈均衡的结果,而非一般均衡的产物。地方政府在乘数—加速原理作用下,企业在“干中学”和“模仿—套利”机制作用下,形成较强的投资偏好,并在财政政策的直接参与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下,促进投资不断增加。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本身具有投入的不可逆性以及资本快速深化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作用,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过度投资的结果都将导致“投资悖论”现象的出现。(3)从供给结构角度侧重分析了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明显地发现,虽然随着经济的平稳增长,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慢于增加值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改进较快,可以有效地支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改进则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未来三次产业的进一步优化。从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其投入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现出粗放的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呈现一定的波动状态,但从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看,技术进步是正的。而通过对技术进步来源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规模和效率,缺乏纯技术进步,说明没有发生创新驱动。(4)在未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利用信贷扩张引诱投资,导致物质资本跨期错配,使局部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需的大量减少,有整体性产能过剩的趋势;投资的“干中学”招致了模仿套利和过度竞争,压抑了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缺少创新型人才产生的机制和环境,使创新基础薄弱。(5)中国选择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扩大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也是追赶型国家受初始要素禀赋的制约、突破“贫困陷阱”的要求,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间过程。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全和不均衡,后端的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前端的要素市场仍未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处于指令或半指令状态,同时市场化改革快于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在不健全的制度和不完善的市场中,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使要素偏离市场机制而配置。此外,在可竞争的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却缺少规范的竞争秩序,使市场的协作性降低,恶性竞争加剧,使过度进入的企业被压制在极小的利润空间中,古典式竞争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受阻。因此建议:未来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协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关系,加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本书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研究”(12&ZD038)和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14BJL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定额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后备学科带头人项目的资助。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研究

    郭旭红

    2017-01-01

    978-7-5161-9516-1

    426千字

    8

    GDP增长 增长速度 研究 中国

    本书从“长时段”的跨度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出发,以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为切入点,重点研究GDP高速增长的动因机制,以及GDP高速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的关系;深刻剖析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GDP增速由高速迈入中高速的必然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采取“动态与静态统一”“宏观与微观融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GDP增速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探研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经济新常态下提质增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历史借鉴作用。

  • 抓住碎片:三个学术民工玩中国经济拼图

    徐奇渊,杨盼盼,冯蕾

    2016-01-01

    978-7-5161-7580-4

    158千字

    10

    中国经济 研究

    何帆我的几个小伙伴开了个专栏,名字叫“三个学术民工”。他们轮班执勤,写得不亦乐乎。他们写过国际贸易中的价值链,也关注过人民币国际化,借日本当年的经验谈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曾在介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信手拈来,讲过亚洲开发银行的遥远往事。我是他们专栏的忠实读者,非常喜欢几位小伙伴从容淡定、娓娓道来的风格,喜欢他们能够始终保持着对世间万物的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自称“学术民工”呢?或许是因为金融界人士发明了“金融民工”的自嘲称呼。金融业看起来高大上,但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在生物链的顶端是熠熠生辉的大人物,但在生物链的底端是一群西装革履、忙忙碌碌、凄凄惶惶的“小蚂蚁”。学术界和金融界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看起来神圣辉煌,实际上一地鸡毛。年轻学者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自嘲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我觉得以“民工”比拟青年学者,或有偏颇。我一直觉得学者的工作和农民很像。把学者比作农民,是对学者的褒奖。在田间地头种地的农民,需要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在工厂流水线上的“民工”。在纽约闲居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想在后院里种菜,一动手,才知道农活之不易。你需要知道时令、需要浇水施肥、需要培土除草,当真是个技术活。学者和农民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在做个体劳动。收成好不好,看天气愆伏,更看自己付出的努力。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功夫花到了,自然收获会更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相当清晰。做学问不比做生意或是当官,若是做生意或是当官,遇到的不确定性太大,很多因素非人力所能决定。学术就简单得多。学术成果是谁的,相对容易确定,如同一块麦田或菜园是哪个农民种的,容易分得明白一样。做学问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当然收益也相对不高的职业。如果这一假说成立,一个推理就是适合做学问的大多是中等智力水平、中等道德水平的人。倘要更贴切一点,学者的工作更像“工匠”。经济学远未达到科学的境界,按照杨小凯的说法,最多是化学诞生之前的炼金术水平。有时候经济学的逻辑是对的,但就是在现实中得不出符合理论推理的结果。有时候经济学家会蒙对,但答案正确并不一定意味着解题思路是对的。我们的确能够发现,有些经济学家的水平比别的经济学家更高,但为什么会高呢?不一定是因为他宣扬的理论更胜一筹,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微妙因素,这些很微妙的因素都是“tacit knowledge”,比如对经济的直觉,比如说服别人的能力。这些技能是怎么学到的?其实大部分不是学到的,而是悟到的。怎么悟出来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日久天长浸淫其中,耳濡目染,熏陶出来的。无他,但手熟尔。日下流行的一本书叫《工匠精神》,是一本励志的书,写得不好,但这个提法能给人启发。好的工匠有一种对技艺的追求,心无旁骛、精益求精。仔细去玩味,每个看似普通的工作中都蕴涵着禅的境界。插一盆花,做一道菜,打一把镰,刻一枚章,都能让人陶醉其中,以至物我两忘。看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慢慢在你的手中变成光洁润滑的雕像,会给人一种造物主才能享受到的快乐。“其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工匠比学者更为高贵的地方在于,大部分工匠都比学者谦卑。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曾经感叹,要是经济学家都能像牙医一样,既有能力又谦虚就好了。有一本关于一流经济学家的访谈录,书名叫《激情与技艺》(Passion and Craft)。我们这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从初级宏观、微观经济学,到中级、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从初级经济计量学,到各式各样的高级经济计量学,无非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技巧。但只有技巧,不过是个匠人。在无数匠人中能够脱颖而出,你还需要激情。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敬畏,对未知的好奇,对已知的体察,都需要那种矢志不渝的激情。财经专栏文章,在大家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卑之无甚高论。几位小伙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还出了一本书,就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学的热爱。中有足乐,耽此忘返。希望他们对经济学的热爱,能如星芒烛光,给寂寞的夜行旅人一点籍慰和鼓励。

  • 中国与比利时合办企业的创新研究: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1921—1936)

    方强

    2018-11-01

    978-7-5203-2849-4

    251千字

    9

    企业 经济合作 国际合作 研究 中国、比利时

    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最早采用机器连续大量生产平面玻璃的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近代玻璃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主要从历史学、管理学等视角出发,以耀华玻璃公司的发展为主线,研究了其专利技术的引进、公司的创办、资金的筹措、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职工的待遇、公司的管理、盈余的分配以及比利时方股份转售情况,总结了其取得的成就、发展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

  • 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新加坡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Employee Survey in B&R Countries SINGAPORE

    李涛

    2020-10-01

    978-7-5203-7270-1

    270千字

    24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大国之路,始于周边,周边国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结硕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具有肩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云南大学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一流大学。2017年9月,学校入选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校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时任校长)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作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之一。2018年3月,学校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一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建成具有唯一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和数据发布平台,形成一系列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周边外交等现实需求,全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二是促进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学校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调动学校非通用语(尤其是南亚、东南亚语种)的师生参与调查研究,提高非通用语人才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撰写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学校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开展与对象国合作高校师生、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交流,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以来,学校在组织机构、项目经费、政策措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全力保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汇聚众多师生辛勤汗水的第一波“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顺利完成。该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群策群力,高度重视项目研究。学校成立以林文勋书记任组长,杨泽宇、张力、丁中涛、赵琦华、李晨阳副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作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科处,由社科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孔建勋任专职副主任,陈瑛、许庆红任技术骨干,聘请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为特聘专家,对项目筹备、调研与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做好协调和指导。二是内外联合,汇聚各方力量推进。在国别研究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上,我校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依托国别研究综合调查获得多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本项目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经济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院、研究院在问卷调查、非通用语人才、国内外资料搜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中资企业协会、企业代表处以及诸多海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勇于探索,创新海外调研模式。调查前期,一些国内著名调查专家在接受咨询时指出,海外大型调查数据库建设在国内并不多见,而赴境外多国开展规模空前的综合调查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在初期的筹备阶段,项目办面临着跨国调研质量控制、跨国数据网络回传、多语言问卷设计、多国货币度量统一以及多国教育体系和民族、宗教差异性等技术难题和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国调查前后,众师生不仅面临对外联络、签证申请、实地调研等难题,还在调查期间遭遇地震、疟疾、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威胁。但是,项目组克服各种困难,创新跨国调研的管理和实践模式,参与调查的数百名师生经过两年多的踏实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兼具开源性、创新性和唯一性的调查任务。四是注重质量,保障调查研究价值。项目办对各国调研组进行了多轮培训,强调调查人员对在线调查操作系统、调查问卷内容以及调查访问技巧的熟练掌握;针对回传的数据,配备熟悉东道国语言或英语的后台质控人员,形成“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位一体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海外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数据搜集完成之后,各国调研组立即开展数据分析与研究,形成《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报告,真实展现海外中国企业经营与发展、融资与竞争、企业形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情况,以及东道国员工工作环境、就业与收入、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等丰富内容。整个调查凝聚了700多名国内外师生(其中300多名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项目首批由20个国别调研组组成,分为4个片区由专人负责协调,其中孔建勋负责东南亚片区,毕世鸿负责南亚片区,张永宏负责非洲片区,吴磊负责中东片区。20个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分别为邹春萌(泰国)、毕世鸿(越南)、方芸(老挝)、孔建勋和何林(缅甸)、陈瑛(柬埔寨)、李涛(新加坡)、刘鹏(菲律宾)、杨晓强(印度尼西亚)、许庆红(马来西亚)、柳树(印度)、叶海林(巴基斯坦)、冯立冰(尼泊尔)、胡潇文(斯里兰卡)、邹应猛(孟加拉国)、刘学军(土耳其)、朱雄关(沙特阿拉伯)、李湘云(坦桑尼亚)、林泉喜(吉布提)、赵冬(南非)和张佳梅(肯尼亚)。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国别调查报告的封面署名作者。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度拓展,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综合社会调查的知名品牌。项目实施以来,尽管项目办和各国调研组竭尽全力来完成调查和撰稿任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疏漏、错误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丛书》编委会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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