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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对中国县级财力差距的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ransfer Payments on China's County Financial Disparities徐艺
2016-06-01
978-7-5161-7838-6
209千字
县 财政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制度 研究 中国
本书选取转移支付对中国县级财力影响为研究对象，以2005—2009年为观测期，深入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效应，以期对完善以平衡县级财力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一些理论和现实支持。本书根据“相关理论分析—现状分析—理论假说—实证分析—结论与建议”的分析思路进行论述，得出了如下结论：总的来说，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县级财力差距，促进了县级财力收敛，但是转移支付调节后的县级财力差距依然较大，转移支付对各地区县级财力差距的影响呈现了显著的特征，转移支付的项目结构和分配方式不利于缩小县级财力差距，限制了其均等化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归纳了中国县级转移支付的项目构成与变迁的基础上对县级财力进行现状分析，并提出理论假说。目前，中国县级转移支付包含了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上解性支出四种基本类型。这四种基本类型的政策目标和分配方式不尽相同，既体现出了县级转移支付的“共性”，也体现出了“个性”。对比转移支付前后的县级自有财力和可支配财力的变化情况，本书发现，县级可支配财力中有50％左右来源于自有财力，而另外超过50％的部分来源于净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在2009年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成为县级转移支付收入中的最大项目；一般性转移支付在2005—2008年占转移支付收入的比重最高，但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税收返还占比最小且不断下降。在财力的地区分布中，东部地区县级自有财力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最高，占全国自有财力总额的比重也最高，约有2/3的自有财力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县级自有财力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次之，占全国自有财力总额的比重略多于1/6；中部县级自有财力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最低，占全国自有财力总额的比重与西部地区接近，约为1/6。在各项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倾斜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在转移支付的分配中处于尴尬地位，这是中部地区的可支配财力是三大区域中最低的主要原因。根据现状分析和判断，本书提出了转移支付平衡县级财力的七大假说。第二，通过对转移支付前后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和人均可支配财力的不平等指标的测算，度量了转移支付前后县级财力差距，发现人均可支配财力的不平等指标较人均自有财力的该指标有所降低。采取基尼系数分解法，对全国县级样本的财力项目要素进行分解，发现自有财力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净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有一半以上的财力差距由净转移支付导致。其中，税收返还对财力差距的贡献最低，这可能与税收返还在县级转移支付中所占比重最低，且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有关；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贡献率在2005—2007年是最高的，但是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这可能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占比过低，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比重呈下降趋势有关；专项转移支付的贡献率在2008年以后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成为贡献率最高的项目，这可能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不断膨胀有关。上解性支出对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为负，表明上解性支出缩小了县级财力差距，但是这一积极作用有限。进一步地，对以总人口和财政供养人口平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因素法转移支付进行基尼系数分解后发现，以总人口平均的因素法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远远大于以财政供养人口平均的贡献率，说明因素法转移支付并没有考虑到总人口的因素，而是考虑了财政供养人口。另外，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的固有分配方式也是拉大县级财力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地区（东中西部县、农业县和非农业县、贫困县和非贫困县、民族县和非民族县）的项目要素分解，发现在发达地区自有财力和税收返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落后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而上解性支出在发达地区对县级财力差距的积极贡献率高于落后地区。采取泰尔指数分解法对以上地区进行子集分解后，发现转移支付后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均有所缩小，但是地区内部差距对财力总差距的贡献率却上升。这可能是因为中央转移支付在各区域和各省的延续性不同以及各省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差别所导致的。采用基于回归的因素分解法，对以转移支付为核心变量的影响县级财力差距的各因素（如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省管县因素、区位因素、民族自治政策、贫困县称号等）进行回归分析和因素分解。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转移支付是影响县级可支配财力的重要因素；而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转移支付资金的途径，从而提高可支配财力。进一步地，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了影响县级财力因素在十分位组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较高财力组（50％—80％）的影响大于低财力组，说明扩大转移支付规模的最大受益者是较高财力组。因素分解结果显示，无论是静态分解还是动态分解，转移支付是县级财力差距贡献的最大因素，2005—2009年，在各因素中，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的贡献率达到30.51％，成为县级可支配财力差距的主导因素。而在以上不同性质的各地区可支配财力差距的分解中，转移支付对合理差距贡献度均在10.59％—36.20％，对不合理差距的贡献度在0.36％—20.09％。第三，为进一步探讨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收敛的作用，本书对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和人均可支配财力进行了σ收敛、β绝对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对县级人均可支配财力进行了β条件收敛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和人均可支配财力除了2007—2008年出现发散以外，其余年份均存在σ收敛；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呈现β绝对收敛态势，人均可支配财力存在β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转移支付对县级可支配财力增长率呈显著正的作用，促进了县级财力收敛。其中，税收返还和上解性支出对可支配财力增长率呈显著负的作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可支配财力增长率表现出正的作用，但是均不显著。第四，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本书提出明确县级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目标取向、修改并完善转移支付分配方式、优化县级转移支付结构、科学界定地方合理财力差距和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均衡、特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本书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得以突破和改进：首先，在研究对象上，目前国内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力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省级层面，或是对某一省内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各县财力差距的影响，对于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支付与县级财力差距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且时间也截至2006年。本书聚焦于2005—2009年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影响，从而对前述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推进和延伸。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多采用的是转移支付的项目要素分解和地区子集分解，但是对转移支付及其他影响县级财力的主客观因素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的研究仍属空白。本书以Fields-Yoo静态和动态分解法研究了转移支付作为县级财力差距主导因素的贡献率，以Oaxaca-Blinder方法分析了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从而全面度量了转移支付作为县级财力差距的主导因素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县级财力收敛性的分析尚属空白，本书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转移支付前后县级财力收敛性的变化情况，以及转移支付不同项目对县级财力增长率和收敛性的影响，以期为政府财力的收敛性问题提供一个相应的研究框架。当然，本书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缺陷：一是由于受到所收集资料和统计数据的限制，本书在研究县级政府财力问题时所得到的县级财政收入仅限于一般预算收入，因此，这会对衡量县级财力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由于统计数据庞杂和笔者精力的限制，本书并没有对县级财力的外部性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当然，这也将是笔者未来继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三是由于目前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并没有唯一模式，这就使本书在分析县级财力差距的原因和县级转移支付制度时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分析，而无法触及特殊化。 关键词：转移支付 县级财力 财力差距 不平等分解 收敛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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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比利时合办企业的创新研究：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1921—1936）
方强
2018-11-01
978-7-5203-2849-4
251千字
企业 经济合作 国际合作 研究 中国、比利时
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最早采用机器连续大量生产平面玻璃的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近代玻璃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主要从历史学、管理学等视角出发，以耀华玻璃公司的发展为主线，研究了其专利技术的引进、公司的创办、资金的筹措、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职工的待遇、公司的管理、盈余的分配以及比利时方股份转售情况，总结了其取得的成就、发展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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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崔晓静
2020-08-01
978-7-5203-7146-9
289千字
国际税收 税收管理 国际税法 研究 中国
本书深入研究了中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法律应对问题。本书不仅丰富了全球税收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探讨了全球税收治理的基本架构，还对全球税收治理中诸如后BEPS时代的常设机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税收协定滥用和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结合中国参与国际税收行政合作的重要实践，从实证层面分析提出了中国践行国际税收透明度高标准所应采取的最优措施与策略。最后，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提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税收协定在适用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同时，拓展了“一带一路”区域税收行政合作的完善与制度创新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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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新加坡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Employee Survey in B＆R Countries SINGAPORE李涛
2020-10-01
978-7-5203-7270-1
270千字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大国之路，始于周边，周边国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结硕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具有肩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云南大学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一流大学。2017年9月，学校入选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校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时任校长）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作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之一。2018年3月，学校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一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建成具有唯一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和数据发布平台，形成一系列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周边外交等现实需求，全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二是促进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学校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调动学校非通用语（尤其是南亚、东南亚语种）的师生参与调查研究，提高非通用语人才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撰写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学校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开展与对象国合作高校师生、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交流，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以来，学校在组织机构、项目经费、政策措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全力保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汇聚众多师生辛勤汗水的第一波“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顺利完成。该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群策群力，高度重视项目研究。学校成立以林文勋书记任组长，杨泽宇、张力、丁中涛、赵琦华、李晨阳副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作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科处，由社科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孔建勋任专职副主任，陈瑛、许庆红任技术骨干，聘请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为特聘专家，对项目筹备、调研与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做好协调和指导。二是内外联合，汇聚各方力量推进。在国别研究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上，我校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依托国别研究综合调查获得多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本项目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经济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院、研究院在问卷调查、非通用语人才、国内外资料搜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中资企业协会、企业代表处以及诸多海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勇于探索，创新海外调研模式。调查前期，一些国内著名调查专家在接受咨询时指出，海外大型调查数据库建设在国内并不多见，而赴境外多国开展规模空前的综合调查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在初期的筹备阶段，项目办面临着跨国调研质量控制、跨国数据网络回传、多语言问卷设计、多国货币度量统一以及多国教育体系和民族、宗教差异性等技术难题和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国调查前后，众师生不仅面临对外联络、签证申请、实地调研等难题，还在调查期间遭遇地震、疟疾、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威胁。但是，项目组克服各种困难，创新跨国调研的管理和实践模式，参与调查的数百名师生经过两年多的踏实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兼具开源性、创新性和唯一性的调查任务。四是注重质量，保障调查研究价值。项目办对各国调研组进行了多轮培训，强调调查人员对在线调查操作系统、调查问卷内容以及调查访问技巧的熟练掌握；针对回传的数据，配备熟悉东道国语言或英语的后台质控人员，形成“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位一体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海外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数据搜集完成之后，各国调研组立即开展数据分析与研究，形成《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报告，真实展现海外中国企业经营与发展、融资与竞争、企业形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情况，以及东道国员工工作环境、就业与收入、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等丰富内容。整个调查凝聚了700多名国内外师生（其中300多名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项目首批由20个国别调研组组成，分为4个片区由专人负责协调，其中孔建勋负责东南亚片区，毕世鸿负责南亚片区，张永宏负责非洲片区，吴磊负责中东片区。20个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分别为邹春萌（泰国）、毕世鸿（越南）、方芸（老挝）、孔建勋和何林（缅甸）、陈瑛（柬埔寨）、李涛（新加坡）、刘鹏（菲律宾）、杨晓强（印度尼西亚）、许庆红（马来西亚）、柳树（印度）、叶海林（巴基斯坦）、冯立冰（尼泊尔）、胡潇文（斯里兰卡）、邹应猛（孟加拉国）、刘学军（土耳其）、朱雄关（沙特阿拉伯）、李湘云（坦桑尼亚）、林泉喜（吉布提）、赵冬（南非）和张佳梅（肯尼亚）。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国别调查报告的封面署名作者。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度拓展，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综合社会调查的知名品牌。项目实施以来，尽管项目办和各国调研组竭尽全力来完成调查和撰稿任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疏漏、错误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丛书》编委会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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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平滑转移机制、信贷约束与不确定性：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应用
郭凯,闫思,闫瑶
2015-12-01
978-7-5161-5956-9
209千字
货币政策 研究 中国
从1992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开始侧重运用利率工具对通胀和通缩进行调控，但对通胀和通缩的调节幅度不尽相同。例如：为抑制1996年之前的通胀，1995年央行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提高0.24%，而对于2000年前后的通缩，1998—2002年央行又连续5次降息，1年期存款利率由5.67%降至1.98%，平均每次降息为0.738%；2007—2008年上半年，为抑制经济中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央行连续6次加息，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52%上调至4.14%，累积上调幅度为1.62%，平均每次升息为0.27%；随后，为抵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又连续5次降息，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4.14%下调至2.25%，累积下调幅度为1.89%，平均每次降息为0.38%。这表明，在通胀和高增长时期，中国央行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时升息的速度较慢、幅度较小；而在通缩和低增长时期，中国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降息的速度较快、幅度较大。这些事实很可能意味着，对于通胀和通缩，中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呈现出非线性和非对称特征，这也是相关实证文献的一致结论。实证研究还表明，中国货币政策会产生不确定性理性预期均衡，中国CPI通胀率在1992—1996年和2005—2008年均形成了一个“窄尾正驼峰”式的轨迹，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不确定性的结论。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非对称性、不确定性的特征。中国于1996年1月建立起全国性的同业拆借市场，同年5月，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实现了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随后，一系列利率逐步放开：短期证券市场、贴现市场在近年来发展迅速，国债利率也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同时，贷款通过先实行浮动利率，后逐步调宽浮动幅度的办法，向利率放开过渡。2000年9月，又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和外币大额定期存款利率。2002年5月，全国已经有八家农村信用社开始尝试更大程度上的浮动利率制。从2004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更是出现基准利率上浮30%、30%—50%、50%—100%甚至100%以上的贷款占比。中国“十二五”规划将实现利率全面市场化作为金融改革重点。这自然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如何有序稳妥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或者说，如何有效避免利率全面放开对中国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的负面冲击。利率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手段将转向以利率调控为主的管理手段。这表明，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要研究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影响中国利率传导的关键因素，以及如何完善中国利率市场化所需的制度基础。本书正是基于中国货币政策非线性、非对称性、不确定性以及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信贷约束的现实背景，在LRE模型框架内，进行对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效应、信贷约束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及其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书除导言、结论与政策建议外，分五章分别展开论述。第二章采用逆序建模法基于逻辑平滑转移函数构建非线性、非对称理性预期模型。第三章基于LRE模型对逻辑平滑转移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与不确定性进行理论分析，并给出了逻辑平滑转移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确定性参数区域与不确定性参数区域。第四章在LRE模型框架内，综合运用贝叶斯方法、GMM、SVAR、NLS以及校准等方法，实证检验逻辑平滑转移的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与不确定性，包括分析中国逻辑平滑转移的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与非对称性特征；基于阈值和转移速度，在阈值两侧分别考察不同转移机制下中国逻辑平滑转移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广义冲击响应路径。第五章对信贷约束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的不确定性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定性比较信贷约束下的信贷传导效应和利率传导效应，以价格调控为主的利率传导效应要优于以数量调控为主的信贷传导效应。第六章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考虑，在LRE模型框架内，基于IS曲线的LS计量模型和GMM计量模型，分别实证分析了中国信贷约束的利率传导效应，以及放松信贷约束的货币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从路径选择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提出加快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加强中国利率传导效应的政策建议。本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理论方面。本书分别从逻辑平滑转移机制和信贷约束两个视角对货币政策的LRE模型分析框架进行完善。首先，本书以逻辑平滑转移的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为前提，运用拉格朗日最优化方法，逆序构建逻辑平滑转移的非线性LRE模型。这一非线性理性预期模型不仅保证了逻辑平滑转移的非线性、非对称利率规则的最优性，而且能够给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形式，因而能更准确刻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效果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其次，本书将信贷约束引入作为LRE模型约束条件之一的IS曲线，进而比较信贷约束下的信贷传导效应和利率传导效应，以及放松信贷约束的货币政策效应。（2）在实证与模拟方面。本书基于LRE模型分别考察逻辑平滑转移机制与信贷约束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首先，在LRE模型框架内，本书模拟逻辑平滑转移的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与确定性参数区域和不确定性参数区域，实证检验中国逻辑平滑转移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与非对称性特征；同时，基于阈值和转移速度，在阈值两侧实证分析不同转移机制下中国逻辑平滑转移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广义冲击响应路径。其次，本书以金融机构贷款占比比率来刻画信贷约束指标，从而可以基于LRE模型的IS曲线，实证分析中国信贷约束的利率传导效应，以及放松信贷约束的货币政策效应。本书框架结构遵循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展开：理论综述→理论建模→模型求解与分析→模型的经验检验或模拟分析→政策含义。在理论建模部分，本书将逻辑平滑转移机制函数和信贷约束指标引入LRE模型框架，对货币政策规则的基准LRE模型在非线性、非对称性与信贷约束下进行了改进与完善；在模型求解与分析部分，本书采用的是逆序建模方法、拉格朗日最优化动态规划方法以及最优控制理论；在模型的经验检验与模拟分析部分，本书采用贝叶斯方法、LS、GMM、SVAR、NLS及校准方法，并使用Eviews、Matlab和Dynare软件实现参数估计与冲击响应分析。这种结构框架和研究方法力图使本书体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范。本书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尽管本书分析的逻辑平滑转移的货币政策规则能够反映中国短期名义利率调整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但近期相关研究也表明，这种短期名义利率调整的非线性有可能来源于货币政策规则反应系数的时变性，因此，研究时变货币政策规则的均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我们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在基于无信贷约束的IS曲线和带信贷约束的IS曲线实证研究中国信贷约束的利率传导效应时，所有实证结果的拟合优度和调整拟合优度的值较小，尽管这并不妨碍本书对信贷约束的利率传导效应的分析，但拟合优度值较小意味着，即使添加了信贷约束，IS曲线仍存在遗漏变量，这些遗漏变量对于中国信贷约束的利率传导效应准确的数量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至关重要。因此，对可能产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外生冲击特别是“黑子”冲击的研究也将是我们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及方向。另外，本书在结构编排和观点建议方面也难免有不妥之处，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深入思考，予以完善和改进。本书是在近三年来相关课题研究报告基础上修改整理而成的。这些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通胀预期形成、前瞻性时变货币政策规则与收敛速度：基于适应性学习行为的实证研究与模拟”（项目编号：7137303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传导与演化机制实证与模拟研究”（项目编号：712730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逻辑平滑转移的非线性非对称性货币政策规则的不确定性检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应用”（项目编号：7100301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于Markov区制转移的中国通胀惯性特征及其货币政策应用”（项目编号：12YJC790169）；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项项目“通胀预期形成、学习效应与区域政策协调：基于辽宁省的实证研究与政策意涵”（项目编号：ZJ2013042）；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WR2014012）“中国通胀预期形成、公众学习行为与可学习预期均衡：基于LRE模型的实证研究”。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辽宁省教育厅、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等多家单位的资助、协助和支持。此外，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科研处也给予了关注、理解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感谢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邢天才教授，邢院长往返北京数次，一直为本书的出版不辞辛劳地与出版社联系和沟通，我们对此铭感于心。最后，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卢小生主任，他们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技能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深表敬意。郭凯2014年5月于东财师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