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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与供给结构的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and Supply Structure王钰
2020-07-01
978-7-5203-1686-6
208千字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关系 经济结构 研究
本书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依据中国制度变迁的时点和经济周期的划分，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切分，并重点对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基于供给结构进行了分解，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机理、过程和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获得了1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经过系统研究，分析了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先表现为波动性降低，再分周期逐步表现为增长获得了稳定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2）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分权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企业形成投资偏好后博弈均衡的结果，而非一般均衡的产物。地方政府在乘数—加速原理作用下，企业在“干中学”和“模仿—套利”机制作用下，形成较强的投资偏好，并在财政政策的直接参与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下，促进投资不断增加。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本身具有投入的不可逆性以及资本快速深化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作用，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过度投资的结果都将导致“投资悖论”现象的出现。（3）从供给结构角度侧重分析了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明显地发现，虽然随着经济的平稳增长，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慢于增加值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改进较快，可以有效地支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改进则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未来三次产业的进一步优化。从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其投入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现出粗放的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呈现一定的波动状态，但从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看，技术进步是正的。而通过对技术进步来源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规模和效率，缺乏纯技术进步，说明没有发生创新驱动。（4）在未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利用信贷扩张引诱投资，导致物质资本跨期错配，使局部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需的大量减少，有整体性产能过剩的趋势；投资的“干中学”招致了模仿套利和过度竞争，压抑了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缺少创新型人才产生的机制和环境，使创新基础薄弱。（5）中国选择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扩大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也是追赶型国家受初始要素禀赋的制约、突破“贫困陷阱”的要求，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间过程。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全和不均衡，后端的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前端的要素市场仍未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处于指令或半指令状态，同时市场化改革快于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在不健全的制度和不完善的市场中，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使要素偏离市场机制而配置。此外，在可竞争的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却缺少规范的竞争秩序，使市场的协作性降低，恶性竞争加剧，使过度进入的企业被压制在极小的利润空间中，古典式竞争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受阻。因此建议：未来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协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关系，加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本书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研究”（12&ZD038）和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14BJL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定额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后备学科带头人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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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比利时合办企业的创新研究：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1921—1936）
方强
2018-11-01
978-7-5203-2849-4
251千字
企业 经济合作 国际合作 研究 中国、比利时
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最早采用机器连续大量生产平面玻璃的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近代玻璃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主要从历史学、管理学等视角出发，以耀华玻璃公司的发展为主线，研究了其专利技术的引进、公司的创办、资金的筹措、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职工的待遇、公司的管理、盈余的分配以及比利时方股份转售情况，总结了其取得的成就、发展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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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对中国县级财力差距的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ransfer Payments on China's County Financial Disparities徐艺
2016-06-01
978-7-5161-7838-6
209千字
县 财政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制度 研究 中国
本书选取转移支付对中国县级财力影响为研究对象，以2005—2009年为观测期，深入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效应，以期对完善以平衡县级财力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一些理论和现实支持。本书根据“相关理论分析—现状分析—理论假说—实证分析—结论与建议”的分析思路进行论述，得出了如下结论：总的来说，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县级财力差距，促进了县级财力收敛，但是转移支付调节后的县级财力差距依然较大，转移支付对各地区县级财力差距的影响呈现了显著的特征，转移支付的项目结构和分配方式不利于缩小县级财力差距，限制了其均等化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归纳了中国县级转移支付的项目构成与变迁的基础上对县级财力进行现状分析，并提出理论假说。目前，中国县级转移支付包含了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上解性支出四种基本类型。这四种基本类型的政策目标和分配方式不尽相同，既体现出了县级转移支付的“共性”，也体现出了“个性”。对比转移支付前后的县级自有财力和可支配财力的变化情况，本书发现，县级可支配财力中有50％左右来源于自有财力，而另外超过50％的部分来源于净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在2009年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成为县级转移支付收入中的最大项目；一般性转移支付在2005—2008年占转移支付收入的比重最高，但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税收返还占比最小且不断下降。在财力的地区分布中，东部地区县级自有财力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最高，占全国自有财力总额的比重也最高，约有2/3的自有财力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县级自有财力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次之，占全国自有财力总额的比重略多于1/6；中部县级自有财力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最低，占全国自有财力总额的比重与西部地区接近，约为1/6。在各项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倾斜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在转移支付的分配中处于尴尬地位，这是中部地区的可支配财力是三大区域中最低的主要原因。根据现状分析和判断，本书提出了转移支付平衡县级财力的七大假说。第二，通过对转移支付前后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和人均可支配财力的不平等指标的测算，度量了转移支付前后县级财力差距，发现人均可支配财力的不平等指标较人均自有财力的该指标有所降低。采取基尼系数分解法，对全国县级样本的财力项目要素进行分解，发现自有财力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净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有一半以上的财力差距由净转移支付导致。其中，税收返还对财力差距的贡献最低，这可能与税收返还在县级转移支付中所占比重最低，且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有关；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贡献率在2005—2007年是最高的，但是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这可能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占比过低，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比重呈下降趋势有关；专项转移支付的贡献率在2008年以后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成为贡献率最高的项目，这可能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不断膨胀有关。上解性支出对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为负，表明上解性支出缩小了县级财力差距，但是这一积极作用有限。进一步地，对以总人口和财政供养人口平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因素法转移支付进行基尼系数分解后发现，以总人口平均的因素法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远远大于以财政供养人口平均的贡献率，说明因素法转移支付并没有考虑到总人口的因素，而是考虑了财政供养人口。另外，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的固有分配方式也是拉大县级财力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地区（东中西部县、农业县和非农业县、贫困县和非贫困县、民族县和非民族县）的项目要素分解，发现在发达地区自有财力和税收返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落后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而上解性支出在发达地区对县级财力差距的积极贡献率高于落后地区。采取泰尔指数分解法对以上地区进行子集分解后，发现转移支付后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均有所缩小，但是地区内部差距对财力总差距的贡献率却上升。这可能是因为中央转移支付在各区域和各省的延续性不同以及各省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差别所导致的。采用基于回归的因素分解法，对以转移支付为核心变量的影响县级财力差距的各因素（如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省管县因素、区位因素、民族自治政策、贫困县称号等）进行回归分析和因素分解。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转移支付是影响县级可支配财力的重要因素；而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能够获得更多转移支付资金的途径，从而提高可支配财力。进一步地，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了影响县级财力因素在十分位组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较高财力组（50％—80％）的影响大于低财力组，说明扩大转移支付规模的最大受益者是较高财力组。因素分解结果显示，无论是静态分解还是动态分解，转移支付是县级财力差距贡献的最大因素，2005—2009年，在各因素中，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的贡献率达到30.51％，成为县级可支配财力差距的主导因素。而在以上不同性质的各地区可支配财力差距的分解中，转移支付对合理差距贡献度均在10.59％—36.20％，对不合理差距的贡献度在0.36％—20.09％。第三，为进一步探讨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收敛的作用，本书对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和人均可支配财力进行了σ收敛、β绝对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对县级人均可支配财力进行了β条件收敛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和人均可支配财力除了2007—2008年出现发散以外，其余年份均存在σ收敛；县级人均自有财力呈现β绝对收敛态势，人均可支配财力存在β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转移支付对县级可支配财力增长率呈显著正的作用，促进了县级财力收敛。其中，税收返还和上解性支出对可支配财力增长率呈显著负的作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可支配财力增长率表现出正的作用，但是均不显著。第四，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本书提出明确县级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目标取向、修改并完善转移支付分配方式、优化县级转移支付结构、科学界定地方合理财力差距和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均衡、特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本书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得以突破和改进：首先，在研究对象上，目前国内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力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省级层面，或是对某一省内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各县财力差距的影响，对于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支付与县级财力差距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且时间也截至2006年。本书聚焦于2005—2009年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影响，从而对前述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推进和延伸。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多采用的是转移支付的项目要素分解和地区子集分解，但是对转移支付及其他影响县级财力的主客观因素对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的研究仍属空白。本书以Fields-Yoo静态和动态分解法研究了转移支付作为县级财力差距主导因素的贡献率，以Oaxaca-Blinder方法分析了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县级财力差距的贡献率，从而全面度量了转移支付作为县级财力差距的主导因素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县级财力收敛性的分析尚属空白，本书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转移支付前后县级财力收敛性的变化情况，以及转移支付不同项目对县级财力增长率和收敛性的影响，以期为政府财力的收敛性问题提供一个相应的研究框架。当然，本书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缺陷：一是由于受到所收集资料和统计数据的限制，本书在研究县级政府财力问题时所得到的县级财政收入仅限于一般预算收入，因此，这会对衡量县级财力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由于统计数据庞杂和笔者精力的限制，本书并没有对县级财力的外部性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当然，这也将是笔者未来继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三是由于目前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并没有唯一模式，这就使本书在分析县级财力差距的原因和县级转移支付制度时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分析，而无法触及特殊化。 关键词：转移支付 县级财力 财力差距 不平等分解 收敛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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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崔晓静
2020-08-01
978-7-5203-7146-9
289千字
国际税收 税收管理 国际税法 研究 中国
本书深入研究了中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法律应对问题。本书不仅丰富了全球税收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探讨了全球税收治理的基本架构，还对全球税收治理中诸如后BEPS时代的常设机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税收协定滥用和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结合中国参与国际税收行政合作的重要实践，从实证层面分析提出了中国践行国际税收透明度高标准所应采取的最优措施与策略。最后，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提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税收协定在适用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同时，拓展了“一带一路”区域税收行政合作的完善与制度创新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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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新加坡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and Employee Survey in B＆R Countries SINGAPORE李涛
2020-10-01
978-7-5203-7270-1
270千字
海外企业 企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大国之路，始于周边，周边国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始结硕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具有肩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云南大学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一流大学。2017年9月，学校入选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校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时任校长）提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作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之一。2018年3月，学校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一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建成具有唯一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和数据发布平台，形成一系列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周边外交等现实需求，全面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二是促进学校的一流大学建设。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学校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调动学校非通用语（尤其是南亚、东南亚语种）的师生参与调查研究，提高非通用语人才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撰写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学校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开展与对象国合作高校师生、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交流，促进学校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以来，学校在组织机构、项目经费、政策措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全力保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汇聚众多师生辛勤汗水的第一波“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顺利完成。该调查有如下特点：一是群策群力，高度重视项目研究。学校成立以林文勋书记任组长，杨泽宇、张力、丁中涛、赵琦华、李晨阳副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领导作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科处，由社科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孔建勋任专职副主任，陈瑛、许庆红任技术骨干，聘请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为特聘专家，对项目筹备、调研与成果产出等各个环节做好协调和指导。二是内外联合，汇聚各方力量推进。在国别研究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上，我校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依托国别研究综合调查获得多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本项目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经济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学院、研究院在问卷调查、非通用语人才、国内外资料搜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经商处、中资企业协会、企业代表处以及诸多海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勇于探索，创新海外调研模式。调查前期，一些国内著名调查专家在接受咨询时指出，海外大型调查数据库建设在国内并不多见，而赴境外多国开展规模空前的综合调查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在初期的筹备阶段，项目办面临着跨国调研质量控制、跨国数据网络回传、多语言问卷设计、多国货币度量统一以及多国教育体系和民族、宗教差异性等技术难题和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国调查前后，众师生不仅面临对外联络、签证申请、实地调研等难题，还在调查期间遭遇地震、疟疾、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的威胁。但是，项目组克服各种困难，创新跨国调研的管理和实践模式，参与调查的数百名师生经过两年多的踏实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兼具开源性、创新性和唯一性的调查任务。四是注重质量，保障调查研究价值。项目办对各国调研组进行了多轮培训，强调调查人员对在线调查操作系统、调查问卷内容以及调查访问技巧的熟练掌握；针对回传的数据，配备熟悉东道国语言或英语的后台质控人员，形成“调查前、调查中和调查后”三位一体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海外调查数据真实可靠。数据搜集完成之后，各国调研组立即开展数据分析与研究，形成《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报告，真实展现海外中国企业经营与发展、融资与竞争、企业形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情况，以及东道国员工工作环境、就业与收入、对中国企业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等丰富内容。整个调查凝聚了700多名国内外师生（其中300多名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智慧与汗水。《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本项目首批由20个国别调研组组成，分为4个片区由专人负责协调，其中孔建勋负责东南亚片区，毕世鸿负责南亚片区，张永宏负责非洲片区，吴磊负责中东片区。20个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分别为邹春萌（泰国）、毕世鸿（越南）、方芸（老挝）、孔建勋和何林（缅甸）、陈瑛（柬埔寨）、李涛（新加坡）、刘鹏（菲律宾）、杨晓强（印度尼西亚）、许庆红（马来西亚）、柳树（印度）、叶海林（巴基斯坦）、冯立冰（尼泊尔）、胡潇文（斯里兰卡）、邹应猛（孟加拉国）、刘学军（土耳其）、朱雄关（沙特阿拉伯）、李湘云（坦桑尼亚）、林泉喜（吉布提）、赵冬（南非）和张佳梅（肯尼亚）。国别调研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国别调查报告的封面署名作者。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度拓展，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综合社会调查的知名品牌。项目实施以来，尽管项目办和各国调研组竭尽全力来完成调查和撰稿任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疏漏、错误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数据库建设丛书》编委会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