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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西部开发思想研究
蒙慧
2015-02-01
978-7-5161-5634-6
283千字
西部经济 区域开发 经济思想史 研究 中国
本书以20、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在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为线索，以党的有关历史文献为依据，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为重点，对自陕甘宁边区以来的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西部开发思想，做了一次较为全面、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本书首先将中国共产党自陕甘宁边区以来的70多年西部开发历史分为5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开发陕甘宁边区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开发西部地区时期。然后对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西部开发思想产生的背景条件、思想的内涵、特点、理论贡献及其实施效应做了逐一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开发西部地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具有规律性和现实指导性意义的七点启示，从而为现在正在进行的西部开发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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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及其中国化
刘伟
2018-11-01
978-7-5203-3617-8
357千字
《资本论》 马克思著作研究 马克思主义 发展 研究 中国
本书梳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尝试性地概括出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矛盾。为研究以上矛盾，本书向《资本论》学习，重解《资本论》，将《资本论》辩证法概括为社会发展辩证法，阐明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内容是杜会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对立统一，其叙述方式是概念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相统一，并将以上观点放诸哲学史中予以论证琢磨。本书特别探讨了《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的中国化，即运用社会发展辩证法驾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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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与中国化
贾后明
2016-06-01
978-7-5161-7918-5
309千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 研究 中国
赵玉琳赵玉琳，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纵横》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吉林省财政学会、价格协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组评审专家。传统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济学说，最具代表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本当属马克思的《资本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性与中国化这个选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涉及经济学理论范畴、科学原理、理论体系乃至研究方法等许多理论问题，应该说一个经济学者哪怕投入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解决其中涉及的所有问题。贾后明教授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与中国化》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阶段性成果，着重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与思考。据我理解，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主要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与中国化的重要意义；（2）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3）如何实现价值、资本、所有制、分配等重大经济理论的传承与创新；（4）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5）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6）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方法。一 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与中国化的意义贾后明教授这部著作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是国内经济理论界许多学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与中国化这个问题呢？作者认为，这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时代特征和批判性特征决定的。众所周知，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产业革命迅速兴起，使一些国家步入了工业化时期，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促使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劳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主要矛盾。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奴役的程度也在逐步加深，在推进工业化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乃至改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成为当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担忧，也引起了众多经济理论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有的学者特别关注经济增长，有的学者格外关注福利改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理论流派和不同的经济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马克思为了揭露劳资之间矛盾的实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耗费了大约40年的时间，完成了饱含他毕生心血的经济学理论巨著《资本论》。他依据唯物史观，发现了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都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一般规律，因而他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和发展既有客观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不是永恒的。他通过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揭示了利润的本质，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是怎样利用资本来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以《资本论》为标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是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可的，所以，马克思才成为一位最伟大的千年思想家。任何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终结真理，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最经典的著作，也只是人类在探寻真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马克思毕竟是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研究目的只是揭示劳资之间尖锐对立的一面，而不是研究如何解决劳资矛盾。他所处的时代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因而他的理论不可能回答当今时代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也很难在《资本论》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正如贾后明教授所说的那样：“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要用批判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正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和批判性特征，所以，我们才要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化问题，才要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构建符合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新体系，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二 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中国实践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描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关系的特殊经济理论，不属于一般的经济理论。因而他指出：“从现实和理论上看，马克思经济学只能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难以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一方面，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理论的部分领域作了分析和探讨，没有形成指导经济活动的系统理论体系。此外，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有意义，但难以实现对经济决策的具体指导。”“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尚未成为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定位和自身逻辑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范式。”贾后明教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和创新，其动力既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来自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交锋与碰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不等于彻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的微观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在微观领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结的内容要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全面，不能因为这些结论是西方经济学做出的就要另外创立一套不同的理论来代替它们。”作者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新课题，这就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中国化。”“我们不仅要挖掘马克思的市场经济思想，还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思想中与现代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要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的统一需要角度加以转换，克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的矛盾，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新框架，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这就不难看出，在作者看来，只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成分，才能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三 如何实现价值、资本、所有制、分配等重大经济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于价值理论。作者对国内外有关价值理论不同观点的争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点评，为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和研究方向。在作者看来，价值理论的争论之所以旷日持久，难以达成共识，主要是因为我们赋予了价值理论不该承担的任务，对价值理论的期望值过高。劳动价值论强调的是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因此，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就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就是不合理的。劳动价值论为社会分配关系的合理性提供了客观标准和根本的价值判断。无论是效用价值论还是生产费用价值论，或者是生产要素价值论，强调的是各种生产要素因为共同创造财富，所以才共同创造价值，因此，各种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分配都是合理的。严格说来，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所说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效用，只要是对人有用的物品（财货），就有价值，就是财富。他们并有严格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或者说，他们的价值概念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概念更为相似。劳动创造的价值因为各种劳动质的差别而无法比较，因而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量是不可能直接量化的。同样的道理，各种物品的使用价值质的差别也无法比较，因而效用的价值量也是无法衡量的。如果试图直接对各种不同使用价值和价值进行量化及比较，都是徒劳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实的商品交换和收入分配都是通过价格形式实现的，现实的分配是财富的分配，不是价值的分配，而是价格的分配，价值不过是在背后更深层次上起作用的因素，不能把价值理论与分配政策直接挂钩。我们只要清楚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只不过是为社会财富分配关系提供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而已，不能赋予价值理论更多的使命。关于资本理论。作者通过对资本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分析，在深入挖掘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资本在组织生产、优化资源配置、优化劳动组合、节约成本和费用、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资本一般性质的分析，论述了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经济关系，并非仅仅具有“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的阶级属性，而是市场经济中一般的经济关系，探讨资本的一般属性，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为深化资本理论研究拓展了新视野。关于所有制理论。作者不但理清了相关争论的来龙去脉，还抓住了争论的关键所在，强调对公有制效率必须历史、全面、辩证地加以认识，“不能把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混淆”，“不能把制度因素与自身经营相混淆”，“不能把公共领域与竞争领域相混淆”，“不能把理论效率与现实效率相混淆”，从而为深化对公有制的认识进一步理清了思路。至于民营资本存在和外国资本引入的现实必然性与合理性问题，作者也是从市场经济一般属性的视角进行解释的：“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定位为一种纯粹的计划经济，不定位为完全的公有经济，而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那么，私有资本与外来资本不仅有存在的空间，还有存在的必要。市场就是要不同的主体进行竞争才能发挥效率，才能发现价值并最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私有资本的存在不仅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稀缺问题，而且还提供了竞争主体和竞争模式，促使各种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来进行资源配置，促进整个社会效率提升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得到更快发展。”这种超越某些已然固化了的思想意识束缚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结论，令人觉得更能彰显学术的味道和学者的风范。关于分配理论。正如作者分析的那样，价值理论是分配理论的思想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然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那么，社会财富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是合理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社会财富既然是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那么，这些要素共同参与分配就是合理的。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如果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就会强调按劳分配的合理性；如果站在投资者或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角度，就会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所以，这两种分配理论因为包含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可能在学界乃至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现实的财富分配关系是按生产要素自发形成的价格进行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规模取决于货币资本的规模，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规模随着货币资本规模的增减而扩大或缩小，工资水平随着投资规模的增减而上升或下降，资本决定着生产和分配。市场经济内在的运行机理决定了资本在生产和分配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导致社会财富不断地向投资者手中积聚，而劳动者拥有的财富逐渐相对减少，最终形成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西方许多学者也不认为这种分配结果就是合理的。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不承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而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实质上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资本在市场经济分配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合理性。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乃至两极分化问题，都不能不通过各种制度和政策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作者依据生产决定分配的经济学原理，阐明了如果不把蛋糕做大，不通过财富增量的调节，就不可能改善分配结构，所以，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在把蛋糕不断做大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和改善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作者特别关注社会财富的市场分享机制问题，国内有些学者也在探讨利润分享问题，难点在于发现或找到财富或利润分享的路径、手段和方法。在实践层面上，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关系的具体制度和政策，或许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可能更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四 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如果教条式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和集体 国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要素）分配”，那么，“当我们今天出现私有制时，当实行市场经济时，当按要素分配时，就会被人们认为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而是在搞资本主义”。如果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式，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容的。因而作者从“更加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丰富的社会消费”、“更加有效的社会协调”、“共同富裕和发展的社会奋斗目标”三个方面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而论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性：“生产发展与效率提升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共同目标”，“分配公平与社会协调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当然，作者这些带有创新意义的思想观点未必能为学者们普遍接受，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五 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没有很快走向衰落乃至消亡，这也是众多学者思考的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作者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扬弃”。依作者之见，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本集中、集聚和垄断；二是资本集中社会化的方式更加广泛；三是国家不断强化对经济的宏观调节；四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制度形态，推动科技创新和组织创新。作者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矛盾，“既不断带来各种冲突，也促使社会各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社会不断扬弃一些旧的体制和方法，通过新的手段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矛盾。资本主义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找到了化解的办法，化解了一次次的危机，实现了新旧更替，使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实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多次质变”。作者进一步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包括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开始认识到必须自觉主动地对其制度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尤其是不利于社会保持稳定的因素进行调整，因此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出现的问题进行自觉地研究，力求通过体制创新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自觉调整使资本主义制度有了弹性，使这种制度有了一定的应变性。”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扬弃不可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六 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方法长期以来，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总是强调，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而是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是为了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则并没有清晰明确的总结。有的学者从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征，有的学者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演化过程方法的开端。而贾后明教授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强调在研究经济问题过程中，要把科学的理论抽象与实践经验总结有机结合起来。他认为，现阶段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回避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态度，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社会，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把这种分析批判作为推动事物进步的力量，作为建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同时，作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向应用化方向发展，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包括边际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加显著和有成效”，这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特别强调要突破那些背离科学精神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指出：“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实践和创新着属于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特点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对具体经济的价值评判，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综观全书，贾后明教授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相关理论不同观点争论的梳理较为系统，对每个问题的探讨都尽可能先弄清楚理论演进的脉络。这不但为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学者们继续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有利于同类研究节约时间、节省成本。这部著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独立思考。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与中国化的目的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这个目标，既要破也要立，既要传承也要创新，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概念、原理、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辨识和评价，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新体系夯实基础。贾后明教授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在本书中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种善于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是值得赞赏和推崇的，相信他会继续发扬这种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研究，把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性与中国化的新成果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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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史纲
刘德成
2016-05-01
978-7-5161-8470-7
229千字
财政史 中国 税收管理 经济史 中国
财税史学以过去的财税事实为研究对象，而财政学以现实的财税问题为研究对象，两者看似毫无关联，其实不然。南宋著名学者叶适说:“财者，今日之大事，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戈德沙伊德(Rudolf Goldscheid)在《解决财政问题的社会学方法》一文中指出:“财政历史学、财政社会学和财政统计学是三大支柱，每一个支柱都能够支撑与现实相联系的公共财政理论。”两位学者尽管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肯定了财税史学与财政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就一个完整的财政学科体系而言，财税史学与财政学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基于完善财政学科体系的考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一些高校财政学本科专业相继开设了《中国财税史》课程，教学内容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构建较为合理的教学内容，就成了中国财政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认为，财税史学是横跨历史学和财政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因此，财税史学具有历史学与财政学的双重属性。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无论是“历史学的财税史”，还是“财政学的财税史”，都具有一致的基本特性即实证性，因为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并深入分析历史资料，财税史学才有立足之本。但是，从教育教学角度看，由于历史学专业与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不同，“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基本任务也有所区别。前者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全面、准确地分析历史材料，还原财税史实;后者的基本任务则是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去分析财税史实，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现实财税实践服务。这就意味着“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的教学内容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对于“历史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对于“财政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则无太大的必要，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那么，到底该如何构建适应财政学本科专业需要的教学内容?笔者认为，教学内容的构建应遵循如下原则:其一是“简”。中国财税史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但课程内容不必太多、太杂，只须“简”。“简”，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高标准，因为简化了的内容其实是精心筛选的结果，是应该具有框架性、引领性的。其二是“整”。课程内容一经选定，就要尽量将具体财税史实的前因后果等表述完整，力避课程内容碎片化。其三是“通”。“通”就是通古今之变，即课程内容要反映中国财税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本书就是遵循上述原则撰写的。因为突出“简”、“整”、“通”，所以，本书书名定为《中国财税史纲》。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的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刘德成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