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登录
注册
-
宋代诗歌论集
吕肖奂
2017-11-01
978-7-5203-0926-4
386千字
宋诗 诗歌研究 文集
选集1992年进入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来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三十篇，划分为九个单元。“诗词关系”关注两种文体在异同之间的并行及交叉互动；“诗歌与古琴”探讨诗人对器乐理解掌握的程度以及诗歌与音乐关系；“诗歌与海外”探索宋代诗人的眼界以及异域意识；“唱和诗歌”重心在诗人之间的对话沟通以及唱和诗歌如何多层次展现多面而深层的文化意蕴；“欧阳修研究”与“陆游研究”，试图在欧、陆诗歌里不断阅读出两位诗人的生活态度与精神气质，并藉此了解北宋与南宋诗人的异同；“诗歌理论”则是想考察宋人自己如何自觉建构宋调以及他者如清人怎样看待宋调。“邵雍、范成大研究”以及“外两篇”均是一时兴之所至，偶有感悟：其中有对邵雍快活吟咏、范成大悲悯情怀真切感受，有对内外制礼仪功能审美价值的细读体会，有对西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实地查验。由宋诗而浸淫宋代文化，再从文化视域反观宋诗宋人，在对宋代诗歌文本解读与阐释过程中，领略宋调真谛，并认识造极文化真面目。
-
-
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
仝相卿
2019-05-01
978-7-5203-4396-1
246千字
墓志 研究 中国 北宋 碑刻
罗家祥相对于隋唐及以前的传世文献而言，由于印刷术的进步，在文化昌明、英才辈出的宋代，以文本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呈现出爆炸增长之势。如果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宋代及此后的情形，这应该是一点也不会过分的。尽管因为战争、动乱及其它各种原因，传世的以纸质文本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也曾屡遭不可估量的破坏与损失，但从中外学界可资利用的现有史料看，通过其了解、认识唐宋及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演进规律，仍然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外学界的研究需要。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等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地位不一样，长期以来，宋代的墓志碑铭似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史料价值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当其冲的是，如前所述，有关宋代的传世文献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也就使得学界同仁大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重要文献资料的研读和研讨上，而内容众多、甚至价值重大的许多宋代墓志碑铭竟然几乎是静悄悄地沉睡了千百年——虽然，从宋代开始，对这一领域有兴趣、有学养、有识见和有造诣的学者也代不乏人，而且也留下不少优秀的著述流布后世。不过，近几十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的各种文化交流和出版事业的繁荣，随着学界在宋代史各个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这一时期墓志碑铭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逐渐显现，也不断得到海内外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多年来，如李伟国教授等众多学人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确，除本书作者举述饶宗颐先生曾将碑志与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并为新出史料之渊薮第五大类的事例外，已故的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亦曾指出，“历代墓碑墓志的拓本，保存到今天的，数量很多，在在可以考证史传，增补遗闻，也是极珍贵的文献资料。”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1页。张、饶二先生等前辈学者逝世之后，仅就宋代的墓志碑铭而言，也有了更多的发现和发掘，并为中外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可靠、丰富多彩的史料，有力推动了宋史众多研究领域的进展，这些均适足证实了诸多先贤的睿智与卓识。基于以上的一些认识和想法，当读完仝相卿博士的这部书稿后，欣慰与愉悦之情油然而生。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部专著的问世，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宋史研究的众多层面和对象或许会因为北宋墓志碑铭的研究而引入更多方面的思考，在传世文献与墓志碑铭之间的学术关系上会有更清晰的思维成果，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也将会不断显现出来。我个人以为，《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为史学界做出了贡献。一、本书稿从多方面对学界迄今为止的宋代墓志碑铭研究领域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梳理和总结，总体上看，应该说是分析中肯、透彻，辨析博洽，说理论证周严的，也较准确地阐明了这一领域的工作对宋史研究的重要性。对史学工作者而言，严谨扎实的良好学风不仅体现在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科学运用方面，还应体现在对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上。从本书的《绪论》可以看出，作者对迄今为止的海峡两岸、日本及整个宋史学界对墓志碑铭的研究现状、动态、意义和发展方向均有着较全面完整的把握和中肯认识。例如他认为此前学界对宋代墓志碑铭的研究和利用主要是公开发表墓志拓片或释文，并进行简单考述，或从单一墓志纠正史籍谬误及补充史文之不足；利用墓志铭材料研究某些具体问题；以墓志材料本身为对象进行研讨与反思等，并认为“把墓志碑铭作为研究对象、真正检讨墓志铭本身的研究仍不多见，有关墓主、墓志碑铭的撰者、丧家以及撰写过程中的理念、心态和限制性因素等也是前人研究所较少涉及的内容，都有一定的拓展空间”。这些看法大体上符合目前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当然，他对前辈学者和当今宋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和成就也从学术层面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在这一专业领域用功之勤与浸润之深，也为学界同仁的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观照、参考与借鉴。二、在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作者则可谓独辟蹊径。从目前的情况看，流传下来的有关北宋墓志碑铭的拓本为数众多，内容异常繁富，且近年来的相关发掘也堪称琳琅满目，因此，研究和整理宋代墓志碑铭的全部内容是一项宏大的工程。然而，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石，而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也往往最能体现史学工作者的学养与学术底蕴。在北宋墓志碑铭研究领域及相关研究领域，搜集、整理与考校墓志碑铭、通过传世文献与墓志碑铭的比较研究相互证实和证伪，这些无一不是辛勤而艰苦的工作，其学术价值是绝不能低估的。本书作者多年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北宋墓志碑铭的搜集、整理与考校等方面，同样也付出了大量的的心血。本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涉及整个北宋168年，要系统、完整地进行考察和研究北宋全部墓志碑铭并非易事，因而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手段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也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饶有意味的是，本书并不仅仅是针对每一件北宋墓志碑铭的具体内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是在此基础上选择从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的角度进行审视和考察，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颇具学术价值的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围绕着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的主旨，作者分门别类，分别从“北宋宗室墓志铭撰者”“奉敕撰功臣墓志碑铭者”“丧家向亲属求铭”“丧家向非亲属求铭”“直系亲属间的主动撰铭”“非亲属间撰者主动撰铭”“墓主生前自撰碑志”等不同角度对北宋墓志碑铭的撰写及其内在意蕴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阐述和论证，生动展示了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生态与官场士风，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整个北宋时期精英阶层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无疑是提供了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因此，这种研究手段与方法的运用，无疑也是一种颇具学术价值的尝试。三、已故的邓广铭先生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和指导后学的教学生涯中，总是强调治史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的重要性。在本书稿中，作者遵循前辈学者的指引，对北宋墓志碑铭中所涉及的地理、职官问题，对北宋个人习惯与墓志碑铭的撰写进行了精审的考订，厘清了此前悬而未决的诸多问题。其结论多发他人未发之覆，堪称弥补了本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例如，作者以范仲淹所撰墓志中所见郡名为例，详尽考证了“碑志所见郡名”“所用郡名特点”，认为范仲淹在撰写墓志时，有意将转运使写为部刺史，知州记为太守；对出土墓志中所见北宋韩琦家族“中散韩公”，作者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释。在陶晋生先生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者利用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等信而有据的材料，一一予以廓清。通过这些细致的考证，北宋至南宋时期韩氏家族关系的繁衍与发展的状况也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四、这部著作也是一部将北宋墓志碑铭的撰写及其具体内容与宋代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的佳作，弥补了宋史研究的诸多不足，同时也为研治北宋政治史和相关领域的学界朋友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例如，本书用专章通过北宋墓志碑铭的记载对北宋一朝政治史的发展演进过程分三个时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如对于宋初政治，作者透过碑志文内容与墓志碑铭的撰写，对“北宋建立及统一的若干侧面”“宋初对辽战争”“东封西祀与墓志碑铭的撰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北宋中期政治，则透过墓志碑铭中的记载，就“碑志文中刘太后的负面形象”、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废后事件的碑志文撰写以及“范仲淹集团”进行了解析和论证；对于北宋晚期政治，作者从“顺应政治潮流的碑志文撰写”“不敢求铭或铭文中表达较为隐晦”“坚持原则据实直书”等三个方面考察了这一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和政治气氛。其论证过程是严谨的，其诸多结论性的意见也从一全新的视角揭示了北宋晚期政治发展的特殊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本书还可看出，作者虽然将研究对象侧重于北宋墓志碑铭的具体内容和撰写，但同时也稔熟宋代最重要的文献典籍和相关领域的史料，可以说已经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学养，这也就决定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见微知著，可以通过北宋墓志碑铭的研究洞察北宋历史发展的诸多层面，并得出中肯、独到和发人深省的见解。这种将宋代墓志碑铭与其它传世文献典籍有机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在相关领域推进宋史研究，其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显而易见。五、本专著的另一显著特点，则是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这不仅可使读者透过北宋碑志文撰写及其具体内容洞察北宋168年间历史发展的诸多层面，明晰其发展规律，而且也可通过一些典型性案例的深入了解，深化相关领域的学术探讨。如作者选取了孔道辅墓志铭和欧阳修撰范仲淹神道碑这两个精典个案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考察和辨析，精彩之论随处可见。关于前者，作者利用其墓志碑铭撰写和具体内容，对孔道辅“墓志铭”与“后碑”进行了周严的文本分析，对有关其世系、谏官事迹、两次出使契丹、废郭皇后伏 10 -7 请谏事件、后嗣情况、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天庆观击蛇案等方面均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索、分析和论证，精彩之处甚多。如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辨析，认为“张宗益作孔道辅后碑不但是为了使孔氏的生平功绩传信后世，而且还是用以否定王安石撰其墓志铭的手段。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明白何以在在聊聊数百言中，出现了材料取舍方面‘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偌大差异，甚至连世系之详略亦不愿意有丝毫雷同之处”等等，颇有见地的此类论述甚多。欧阳修撰范仲淹神道碑一事，是当时和此后北宋官场和士大夫圈内较为重要的事件之一。由于该事件涉及北宋中期的政治生态，涉及几大豪门家族之间的是非恩怨以及范仲淹、吕夷简等人的身后评价等复杂因素，素为研治宋代政治史的诸多研究者所重视，且见仁见智，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作者在本书中对所谓“吕范结仇”原因进行了再辨析，认为“吕范结仇与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无关”，对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废后事件中的吕范冲突、吕范结仇与景祐三年（1036）政争、“范仲淹神道碑”的撰写过程及争执等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了严谨细腻的考察，认为欧阳修撰范仲淹神道碑时是“考虑了诸多的限制因素，下笔时处处谨慎，不仅迁延数年方才完成，而且为了弥合吕范之间的矛盾，更是有意回避、模糊化处理吕夷简对范仲淹排挤陷害的事实”，这诚为符合历史事实的中肯之论。综上所述，仝相卿博士《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一书史料翔实，网罗宏富，取材精审，是在充分占用史料、并对史料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见功之作——虽然其中的若干观点还可进一步展开讨论。本书的出版将为学界增添又一别开生面的佳作，这确为可喜可贺之事。行文至此，笔者还想说几句蛇足之语。在我个人看来，相卿博士应该是当下学界优秀的青年才俊之一，也应该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之一。截至目前为止，他已分别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北宋墓志整理与研究”，并已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及其学术水平为作者顺利完成难度较大的《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本书作为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应该可以说是圆满达到预期的目的。本书之所以能在该研究领域取得成功，并为学界做出贡献，应归因于作者严谨笃实的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理念和尽可能追求完美的科学精神。此外，相卿博士与海内外学界的众多前辈学者和同辈学人均有着热忱、真挚和密切的学术交往，并因为对学术的挚爱和对学术真谛的追求，多年来，在利用网络媒体推介和传播宋史研究成果等公益活动方面也耗费了大量时间，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处事为人方面，他恪守中国传统文人尊师重道的传统规范；往往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对学界需要帮助的朋友总是尽其所能、毫无保留地施以援手，颇具古道热肠；他治学充满灵性，努力追求真知卓见，处事宽厚，个性友善、随和包容，以至其母校的一位前辈学者曾在多年前和我聊天时称他是“人见人爱”。这些言辞虽然游离了有关本书稿内容及学术评价的主题，但我认为，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这些品质会对他以后的学术成长大有裨益。期待着将来能不断读到仝相卿博士的新著。2019年1月撰于华中科技大学喻家山麓
-
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
万燚
2018-03-01
978-7-5161-8490-5
270千字
苏轼（1036-1101） 文学研究 人物研究
本书在美国汉学发展的宏阔视域下系统评述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历史背景、阶段特征、主要成果、方法理路，并由此展开中美苏学比较，在中西诗学对话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美国汉学界对苏轼诗词、文赋、书画、政治哲学思想、文艺美学思想、贬谪心态均有独到见解，中美苏学在学术话语、理论视角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引发对中西文学研究方法的融合、以西方理论话语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契合性、跨异质文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的思考。
-
宋代江浙诗韵研究
钱毅
2019-12-01
978-7-5203-5805-7
468千字
宋诗 诗律 诗歌研究 中国
中国是诗的国度，历代丰富的诗歌文献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语言价值，“它是认识发音的宝贵文献”，为我们研究古代语音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继唐诗后，宋诗继续发展，作品数量巨大，艺术成就卓著。宋代江浙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文学创作繁荣。本书以宋代江浙诗歌83965首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宋代江浙诗歌用韵。本书主要运用“二重证据法”，即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利用大量唐宋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与丰富的现代方音资料来分析宋代江浙诗歌用韵中特殊韵例的语音性质。本书归纳出宋代江浙诗歌用韵的韵部系统为18部，其中阴声韵部、阳声韵部各7个，入声韵部4个。具体如下：阴声韵部—歌戈部、麻车部、皆来部、支微部、鱼模部、萧豪部、尤侯部；阳声韵部—监廉部、侵寻部、寒先部、真文部、庚青部、江阳部、东钟部；入声韵部—屋烛部、铎觉部、月帖部、质缉部。宋代江浙诗歌用韵的韵部系统与宋代通语韵系18部相符，说明宋代江浙诗歌用韵总体是以通语为依据的。宋代江浙诗歌用韵显示出许多重要的通语音变现象，如佳韵系、夬韵押入麻车部，灰韵系及泰韵合口字向支微部演变，尤侯部部分唇音字押鱼模，德韵部分字押屋烛部，入声-p、-t、-k 韵尾多有混押，可能演变为-ʔ 韵尾，同时入声韵又与阴声韵通押，说明入声韵的三种韵尾有弱化消失趋向。本书分析了江浙诗韵中全浊上声字入韵情况，发现全浊上声只押去声与只押上声的数量相当，而兼押上去声数量远远多于前两种情况，说明江浙全浊上声字正处在向去声演变过程中。特殊韵字考察是诗韵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书考察江浙诗人用韵中的许多特殊韵字，从而弥补韵书音义失收的不足或探寻某些字音义的演变轨迹，还可印证异读等等。本书详尽分析宋代江浙诗韵中的特殊韵例，这些特殊韵例既不符合《广韵》的用韵规定，也不符合通语用韵。其中阴声韵之间的通押有支微部、鱼模部通押，歌戈部、鱼模部通押，支微部、皆来部通押，麻车部、皆来部通押，尤侯部、萧豪部通押等；阳声韵有寒先部、监廉部通押，东钟部、江阳部通押、庚青部、江阳部通押等；入声韵有屋烛部、铎觉部通押等，另外还有阳声寒先部、监廉部与支微部通押等。经过分析发现，除仿古和临时用韵之外，这些特殊用韵绝大多数是宋代江浙方音的反映。可见，虽然宋代江浙诗人用韵总体是以通语为依据，但是江浙诗韵中的大量特殊韵例又反映出江浙诗歌用韵时也参进了许多自已的方音，因而使得江浙诗韵包含有极其浓厚的江浙方音色彩。最后，本书依据宋代江浙诗韵中特殊韵例不平衡性分布的特点来拟测不同地域间的语言差异，即对宋代江浙方音进行分区。结果发现，宋代江浙方音大致分三部分：徐州为一部分，相当于今中原官话区；淮安、扬州为一部分，今属江淮官话区；南通、苏州、杭州、宁波、淳安等为一部分，相当于今吴语太湖片；天台、黄岩为一部分，今属吴语台州片；金华、处州、衢州同为吴方言一个小片；温州、永嘉为一部分，今属吴语瓯江片。这种方言格局与今江浙方言格局基本一致，说明现代江浙方言格局至迟在宋代已基本定型。关键词：宋代 江浙 诗歌 方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