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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管理制度研究
蔡学军,谢晶
2021-03-01
978-7-5203-7882-6
334千字
职业 管理 制度 研究 中国
本书所称职业管理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关职业活动和职业发展管理与服务的法律、政策和规则，包括职业分类制度、职业指导制度、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制度、职称制度、职业教育培训制度、职业保障制度、职业信息公共服务制度。职业管理制度是政府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本书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提出了我国职业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实践基础和改革路径。本书对加强政府人力资源开发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人力资源开发与职业管理、促进“人”与“事”结合以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分类改革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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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The New Phenomenon,Law and Trend of China's Employment in the Period of Structural Reform丁守海,闫衍
2020-06-01
978-7-5203-6560-4
171千字
就业 研究报告 中国
2019年以来中国就业形势一改过去四平八稳的局面而变得扑朔迷离，调查失业率两次攀上5.3%却又很快回落，风险因素闪现闪离。我们要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当前就业，可以说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当前中国就业问题主要是局部性的，包括六个维度：（1）分行业看，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电子通信、纺织等六大制造业及建筑、房地产、信息服务业等就业问题比较突出。（2）分地区看，东北和京津冀地区的就业形势最为吃紧。（3）分所有制看，民营经济遭遇较大的困境，就业增长大幅放缓，就业景气度急跌。（4）分规模看，小微企业形势低迷，就业“海绵”功能弱化。（5）分就业形式看，“双创”企业倒闭潮使自雇佣就业人数增长乏力；严格的城市管理体制使传统形式的灵活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新就业形态能否及时补充还需时间检验。（6）分劳动群体看，大学生就业压力创新高，但已接近洪峰尾期；20—29岁，尤其是20—24岁青年人失业问题最严重，另外就是初中学历者。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多重因素会冲击中国就业，其中既有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也有以贸易摩擦为代表的短期性因素，二者叠加交织，使就业形势的演变更加复杂。第一个风险点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这是短期的最大风险。贸易摩擦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非均衡的：一开始由于加征种类并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加上加征的幅度小，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一旦美国将火力转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并持续抬升关税，当达到一定临界点时，不排除某些行业在局部地区突然引爆失业风险的可能性。现在最要防范的就是风险的集中释放。在对美出口的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九个行业要格外关注，它们的直接从业人员占对美出口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的70%以上，对这些行业来说，引爆失业风险的关税加征临界幅度是略低于25%的水平。进一步的测算表明，目前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可能已触及失业风险点，它们有近500万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的生产人员。从地域分布看，对美出口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无锡、常州，山东青岛、临沂，浙江温州、宁波等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苏州、常州，山东济南，广东佛山、东莞等地；金属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金华，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宁波、台州、温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上述地方应加强预警，做好相关行业的风险防范工作。第二个风险点是企业亏损正在深化，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引发企业倒闭潮特别是弱质民营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把劳动力集中抛向市场。第三个风险点是当下的工业经营困境可能进一步传导到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对工业景气度高度敏感。而仓储物流、信息传输IT等行业不仅吸纳大量劳动力，很多还是高质量就业岗位，受冲击的不仅是就业数量还有就业质量。第四个风险点是技术进步吞噬就业。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多项指标显示中国技术进步可能正在越过一个阈值而加速排斥劳动力，这在制造业中非常明显。第五个风险点是不断攀升的财政压力使政府进行直接就业干预的能力受限，政府在财政赤字和就业干预之间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对2019—2020年就业形势进行预测。如果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2%，那么非农就业增量仅400万人，比上年回落近230万人，这足以证明2019年就业形势之严峻。进一步，如果2020年中国仍能保持6.2%的增速，非农就业增量将有所恢复，但需注意，这种回暖主要是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等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带动，不仅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更会拉低就业质量，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实现的。对于未来的中国就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中国就业有足够的韧性。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即便稍慢一些的经济增速也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形下，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与之前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可能变得更平和，相应地，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这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运行规律。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在转型，即从数量型矛盾转向质量型矛盾。放眼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失业问题，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甚至下降。当前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低质量就业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如何提高就业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为兼顾短期就业稳定和长期就业质量，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对贸易摩擦可能诱发失业风险的局部行业、局部地区，加快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或引导措施。（2）对汽车、手机等近期面临较大困难的行业要研究专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不是孤立的，要结合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交管政策等进行。（3）要重视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从多个维度为企业减负，扶持政策应结合就业目标进行。（4）适当放宽对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限制，扩大灵活就业的生存空间。（5）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矫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通过就业补贴等工具引导企业的用工行为，同时，要更关注青年失业群体的就业引导。（6）继续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用专项债等工具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也要兼顾财政赤字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在财政赤字和就业目标之间不能偏废。（7）重构未来的就业政策体系，积极就业政策要更加积极，目标从充分就业转向高质量的充分就业，为提高就业质量做准备；消极就业政策要更完善，进一步健全社会安全网，做好托底准备，防患于未然。关键词：就业矛盾、结构性、风险点、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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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研究
宋红岩
2019-03-01
978-7-5203-3761-8
416千字
计算机网络 应用 研究 长江三角洲 民工 社会认知
农民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变迁与社会流动加快产生的庞大社会群体，他们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城市现代化融合洪流中，承载与见证着中国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的图景。同时，网络对社会公共生活场域的嵌入，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崭新的社会准入机制与平台。本书主要对中国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网络使用与社会认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对他们现代化进程与网络社会认同贡献些许的力量。本书在运用SPSS19.0等软件定量分析基础上开展学理探讨，力求厘清中国长三角农民工网络嵌入与社会认同一系列基本问题，解析他们的网络社会认同的基本指标维度和权变模型，检验他们的网络表征、网络嵌入与网络认同等状况，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网络社会认同的构成要素、范式框架与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系统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