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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审美文化研究
王丙珍
2018-11-01
978-7-5203-2747-3
269千字
鄂伦春族 审美文化 研究
《鄂伦春族审美文化研究》采用田野调査法获取第一手资料，跨学科地分析了鄂伦春族审美文化的内涵、特征及流变，阐释了鄂伦春族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文学、原始岩画、现代油画、工艺、歌舞等的审美观念、审美传统、审美意识、审美取向和审美表达。作者以文化全球化视域为基点，理论证明鄂伦春族审美文化是鄂伦春族精神的载体与象征系统，倡导鄂伦春族审美文化的族群性差异与跨文化认同。本书凸显了鄂伦春族审美文化的生存、生命、生活与生态层面，保护并传承了鄂伦春族文化，填补了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之空白，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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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传播”名家讲演录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2015-12-01
978-7-5161-7267-4
642千字
文化传播 中国 文集
研究院是北师大鉴于目前国内的学术研究缺乏多学科的深入交流、综合与融通，难以培养出贯通多学科的复合型人才，也难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作出合理解释的现状，为了满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提升中华文化凝聚力与影响力的需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打造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专业和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研究机构而设立。研究院旨在吸引世界范围内在人文宗教领域*影响的学者参与研究，搭建不同信仰与文明之间的世界知名的对话平台，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的安宁与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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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
何星亮
2017-12-01
978-7-5161-9660-1
498千字
文化人类学 研究方法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论述文化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的专著。全书分三篇十八章，上篇是“田野调查方法”，分析田野调查的特点与功能、形成与发展、基本原则和类型及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等。中篇是“研究方法”，阐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类型、选题与设计、理论与概念的构建、范式构建和各类研究方法。下篇是“专题研究”，有《中西学术研究之异同》、《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与国际化》、《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若干问题》等五篇专题论文。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研究者能够创立自己的新理论、新范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观点，在如何创新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不仅适用于文化人类学专业，而且还可作为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和教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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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建设：第二届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论文集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Paper Collection of The Second China-ASEAN Ethnic Cultural Forum李富强,徐昕
2020-09-01
978-7-5203-5642-8
639千字
民族文化 文化遗产 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文集
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首创于2016年，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学者交流民族文化理念、寻求民族文化共识、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重要论坛。2017年4月14—15日，第二届中国—东盟民族文化论坛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举行，来自中国、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澳大利亚、印度、葡萄牙等11国民族文化学者140多人出席会议，围绕“中国一东盟民族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本论文集是本届论坛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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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问题研究
闫丽娟
2012-03-01
978-7-5161-0549-8
511千字
少数民族 社会变迁 研究 西北地区 民国
本书所指的西北，仅限于民国时期的甘肃、宁夏（包括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今属内蒙古）、青海、新疆四省区，研究对象包括主要聚居在甘宁青地区的回、东乡、撒拉、保安、藏、土、蒙古等民族和主要聚居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锡伯等民族。由于该地区是著名的西北高原，它实际上由蒙新高原大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一部分组成。按照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分布的特点，西北地区又可划分为甘宁青地区和新疆地区两大部分，因此在本书研究中，常常从甘宁青地区和新疆地区两个部分来展开论述。甘宁青新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地。民国时期，这一多民族社会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关于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学术界有一定的积累。早在民国年间，中国学术界就开展了西北回、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当时大量的考察报告、游记、行记、笔记、文集以及民国档案等，均不同程度地记载或反映着那个时代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这为我们系统研究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提供了基本资料。20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众多学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随后出版了“五种丛书”，其中有关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社会历史调查丛书，收集了西北各民族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大量资料，对进一步推进高质量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史学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甘宁青新四省区组织出版了一批文史资料，汇集了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补充和延伸了以往的史料记载。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民国时期西北边疆和民族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开始积极涉足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之中，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已有研究成果具有较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研究范式上。重视政治、革命斗争历史，忽略各民族社会结构、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许多社会领域和社会问题都不能被其所包含，不能从总体上展示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内在规律，也有碍于民族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二是在研究的层面上。由于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资料相对缺乏，并且分布零散，造成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多为零散微观的研究，要么是对个别民族的研究，要么是对个别问题的研究，缺乏宏观上的整体把握。因此，选择民国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具有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意义。从学术上讲，首先，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显著变动的方面及其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丰富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领域。其次，以社会变迁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历史进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与分析，拓展了民族史、民国史研究的视野。第三，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特点及其规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当代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有放到历史之中，才能看清其来龙去脉。民国时期是西北少数民族历史演进中的重要时期，许多今天存在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亟待大力加强研究。因此，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进行总体性探讨与分析，又是具有重大社会实践意义的课题。它不仅使人们能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原貌，了解西北各族民众开发西北边疆、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认识和总结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丰富人们对该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的整体认识，而且通过这一研究，对西北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复杂性、滞后性等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促进和制约其社会发展的诸因素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以发现其独特规律，为当代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今天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与一定的理论支持，对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西北民族社会稳定等方面，都是十分有益的。由于民国时期西北各民族人口、经济、社会等研究资料匮乏、零散，统计数据来源复杂，有些是实际的普查数或登记数，有些则完全是估计数，对于各民族人口也并未作单独统计，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我们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有关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并从相关问题与相关学科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和说明，对其中的一些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和分析，纠正了一些因时代局限而产生的不足和谬误。本书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社会变迁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历史进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与分析。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突发的、急剧的、演进的或缓慢的变化，是社会的动态表现的一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和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变迁十分剧烈。在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西北民族地区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本书选取了人口变迁、传统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绿洲农业变迁、教育变迁、社会分层与流动、灾荒与社会问题、西北军阀与西北民族社会等专题进行论述，总体上都突出了社会显著变动的方面及其主要问题。另外，本书采用新的视角，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各类人物的叙述和分析比较深入，实事求是，持论恰当，走出了民国人物研究的既有思维定式。本书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再现了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在各种时代力量的左右下，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曲折发展的复杂过程。通过研究，我们对该时期西北民族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第一，民国时期的西北民族社会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西北少数民族在民国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过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与内地相比，其转化的速度比较缓慢。西北早期现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与中国主流社会的“晚发外生型现代化”所不同的是，中国主流社会现代化的“晚发”是相对于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发生时间，而西北现代化的“晚发”则是相对于中国较发达地区而言的；中国主流社会现代化的“外源”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西北现代化的“外源”是指中国内部现代化的早发地区。中国主流社会现代化是1840年开始启动的，而西北地区是在受到国家政体的变革后和东部汉族地区现代化潮流的影响下，社会才开始发生变革的；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因此，现代社会因素同同期内地汉族地区相比发育的并不充分，传统社会因素广泛存在，这使西北民族社会的整体运行并不和谐，社会发展滞后，社会各方面问题比内地更复杂。这种差异就决定了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低、起步晚、时限短，西北民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更艰难和缓慢。其二，民国时期西北民族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包括宏观上的多元化和微观上的多元化），但各民族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不仅是不同民族有极大的差异性，同一民族也因种种原因而出现社会变革程度的不一致。由于各民族所处生态环境的不同、历史文化的独特性，社会构成的多元化，社会意识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影响其对现代社会因素的接受、消化吸收和理解。现代社会积极进步的社会因素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自觉接受的，故各民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时，其社会整体变革并不一致。第二，民国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出现的现代性因素还很微弱，可以说传统的西北民族社会才逐步迈进了近代文明的门槛，但它毕竟是新的进步的标志，为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地区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加快了西北少数民族社会转型的进程，为20世纪中期以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腾飞作了历史的准备。第三，民国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当局的治理下，虽开始向现代社会迈进，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落后、自然环境脆弱、传统遗风浓厚、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信仰各异、战乱频仍、灾荒和疾病多发、军阀统治专横、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盛行，其发展仍极为缓慢，有时甚至出现倒退。因此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才迈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