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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电传媒生态化转型研究
袁侃,安治民,周怡
2018-05-01
978-7-5203-2449-6
241千字
传播媒介 研究 中国
本书作者提出了“中国广电传媒生态化转型”的理念构想，并在对生态学基本理论及其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后，结合中国广电传媒本身的特点，针对中国广电传媒在生态化转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中国广电传媒生态化转型的主要内涵与基本原则的分析出发，认为在互联网冲击、国家媒体融合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广电传媒必须以生态理论的视野，坚持有机整合、适位生存、相互联系、多元共生、动态平衡、循环持续、适度竞争七大主要原则，通过对自身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内部环境的系统分析，从内容、经营、保障体系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生态化转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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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研究
袁家菊
2020-07-01
978-7-5203-1480-0
231千字
传播媒介 产业发展 研究 中国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传媒组织的企业化制度变迁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企业化改革的初步尝试阶段、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阶段、集团化阶段和转企改制阶段。在这一变迁历程中，党和政府的意向决定着传媒组织变迁的方向。制度环境的变化促使传媒组织进行适应性变革，使其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原有制度进行边缘性突破，最终获得所期望的权利。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初级行动团体的诉求得到次级行动团体响应时，便有助于制度变迁。同时，在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历程中，也呈现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变迁过程伴随着多重利益集团博弈的共性。另外，从对制度绩效的分析可知，传媒组织的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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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
石磊
2010-07-01
978-7-5004-8991-7
278千字
数字技术 应用 报纸 新闻事业 研究
众所周知，以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为依据，人类传播历经了上古的口头传播、中古的手写传播、近代的印刷传播，直至现代的电子传播四个主要历史阶段，而四个历史阶段的不断更替、四种传播媒介的依次更新，一定程度上是人类渴望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满足人们多元信息需求的体现。尽管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传播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但是作为每一阶段主角的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四种传播媒介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前后相迭的。一方面，它们各行其是、特立独行；另一方面，它们又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成就了人类传播。在这其中，以文字的逻辑、深刻为特色的报刊杂志，以声音的平易浅显为风格的广播，以兼具声画优势的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海量、及时和互动为特点的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一起，组成了大众传播大家庭。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化、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这些技术在传播、通信等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与应用，传播媒介经历着巨大变革，传统媒介正在冲破自身局限，原本泾渭分明的几种媒介之间的界限开始打破并悄然兴起一场新的融合，人类传播已进入媒介融合时代，也被称为“跨媒体时代”或“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伊契尔 ·索勒 ·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和他于1983年在其《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中提出的“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讲，媒介融合是不同技术的结合，是两种或更多技术融合后形成的某种传播技术，由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的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的总和。作为一种媒体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媒介融合是国际化、全球化浪潮下传媒求得生存的新产物，是历来泾渭分明的几种不同传播技术为了实现传播一体化、多功能的新手段，是促成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以实现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进而达成节约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应目标的新模式。按照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于2003年针对美国当时的媒介融合状况就做出的归纳，媒介融合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融合：所有权融合（ownership convergence）、策略性融合（tactical convergence）、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信息采集融合（information-gathering convergence）和新闻表达融合（storytelling or presentation convergence）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载《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同时，在到达媒介完全融合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最初是依靠行政力量的组织的融合，然后是在市场作用下以集团兼并为代表的资本融合，进而再到传播手段的融合，这是一种大型传媒集团的不同媒介的传播手段在同一大平台上进行整合，实施这些媒介之间的内容相互推销和资源共享的融合，最后才是媒介融合的最高阶段，媒介形态的融合，即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产生的新媒介类型——融合媒介，这种媒介融合了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优点。我们常说的“跨媒体”和“全媒体”，可被视为“媒介融合”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中，“跨媒体”之“跨”，凸显了跨媒体更多体现为一种媒介融合行为，而“全媒体”之“全”，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媒体更多作为一种媒介融合状态。所谓“跨媒体”，是指横跨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图书、户外广告）、立体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其核心在于不同媒体形式之间的“横跨”组合，它强调媒体外在形式之间的一种组合，或许通过行政力量使然，或者通过市场作用使然，处于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而“全媒体”是指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输形态。作为一种媒介融合状态，它继“跨媒体”、“多媒体”之后逐步衍生而成，是媒介融合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现在掌握的信息流手段的最大化集成者，体现的不是“跨媒体”的简单连接，而是全方位融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信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的全面互补、网络媒体自身的全面互融。可以看出，三个概念中，“媒介融合”的含义最为广泛，包含的内容最多，“全媒体”所描述的是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高级阶段，它侧重于不同媒体在共用一套机构与人员的情况下进行传播手段融合、内容互销和资源共享。然而，我们国家当前的传媒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基本经历了行政力量促进融合，逐步在由市场作用促进融合走向传播手段的融合，所以，三个概念中，用“跨媒体”来描述我们的传媒实际，是更为贴切和妥当的，这也是本丛书采用“跨媒体研究丛书”的根本缘由。无论是作为发展趋势的“媒介融合”，还是作为生存状态的“跨媒体”，还是作为阶段目标的“全媒体”，它们都揭示了当下传媒发展和新闻传播的时代语境。清楚认识当下传媒语境及其特点，无疑对传媒经营管理、新闻采写编排等传媒实践有着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意义，对传媒人提高自身职业素养而言，也是异常关键的。因此，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媒文化与传播实践，为我们的跨媒体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这不仅鼓励我们努力探索研究，更成为我们萌生出版此丛书念头的最原始动力。典盛传播、环球活动网总裁欧阳国忠2007年8月在接受《北方传媒研究》编辑部采访在谈及新媒体时代特点时，进行了如下概述：新媒体时代传媒，主要会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内容生成的“即时性”——越来越多的内容生成和传播的过程正在重合起来、内容获取的“即地性”——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手段获取即时的信息、内容传播的“互动性”——内容的接收方对接收的内容有更多的选择权、广告投放的“定向性”——广告商可以更有效地针对个人目标客户投放广告。2007年8月，典盛传播、环球活动网总裁欧阳国忠接受《北方传媒研究》编辑部的电子邮件采访，文字整理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产业运营》一文，刊发于《北方传媒研究》2007年第4期。可以说，这既是媒介融合时代的传播特点，更是跨媒体时代的传媒目标。如何能实现传媒自身、受众、广告商三方面的共赢，不仅是传媒业界人士需要考虑的，更是传媒学术界人士需要努力探索研究的命题。作为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的成果，“跨媒体研究丛书”所涵盖的研究范围主要包含有：（1）“跨媒体”或“媒介融合”对象研究和过程研究。如对媒介融合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资本融合与结构融合、技术融合与生产融合以及融合过程中所遭遇的政策规制和行业壁垒等问题的研究。（2）“跨媒体”或“媒介融合”对各项传媒实践的影响研究和各项传媒实践相应的对策研究。如对跨媒体环境下的新闻采编研究，如对报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等等。（3）“跨媒体”或“媒介融合”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研究，体现为媒介融合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在跨媒体传播格局中的政府信息传播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传媒文化研究和受众心理研究等。无论是哪一类型的研究，本丛书都强调对传媒当下现实的针对性，对传媒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性，和对传媒未来发展的指导性和预测性。本期拟出版的八本专著，包括蒋晓丽等的《奇观与全景——传媒文化新论》、石磊的《分散与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王积龙的《抗争与绿化——环境新闻学在西方的起源、理论与实践》、刘肖的《理智与偏见——当代西方涉华国际舆论研究》、侯宏虹的《颠覆与重建——博客主流化研究》、张放的《虚幻与真实——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印象形成研究》、张杰的《变革与回归——中国政府网络信息传播研究》和彭虹的《涌现与互动——网络社会的传播视角》。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对跨媒体、对媒介融合所做出的探索和研究，都凝结了作者的努力和心血，为理性建构媒介现实，深入认识媒介未来，不遗余力地思考和探索。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的研究始终如一的关注和支持；衷心感谢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一直以来的鼎力资助；也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任明老师以及所有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和同事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仅凭以上的几本书，难以支撑起整个“跨媒体研究”的框架，但是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在传媒学界和业界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愿意在未来的传媒研究进程中继续将之充实和延展，为有效的认识和指导传媒实践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是为序。聂圣哲 蒋晓丽201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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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与重构——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分析
岳芃
2010-11-01
978-7-5004-9196-5
173千字
大众传播 传播媒介 经济评价 中国
传媒产业是文化产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文化产业核心层”中的新闻、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以及文化产业外围层中的互联网、广告等。传媒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和一般文化产业门类相比，具有相对良好的增值性和独特的盈利模式。传媒产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规模和结构都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中国媒介产业的发展目前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而以网络崛起为代表的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的国际化竞争，加速推动着中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和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各项事业获得巨大成就的30多年，也是中国传媒产业取得巨大发展的3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地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传媒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是广告业收入总额不断增长；二是传媒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出现了集团化发展的趋势；三是集团化发展迅速，已经成立了40多家报业集团、20多家广电集团、40多家出版集团和10多家发行集团。因此，中国传媒企业走出去不仅是党和国家提升自身软实力和抢占国际舆论高地的要求，而且是传媒企业自身做强做大做优的客观需要。但是中国传煤产业的未来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从面临的机遇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日报拥有量的平均水平是96份/千人，而日本远高于这个水平，是420份/千人，美国也比较高，是190份/千人，中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70份/千人左右。但是，随着今后中国城镇化的加快和受教育人口的提高，中国的报纸发行量还会上升。这给传煤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从面临的挑战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明显，境外资本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已经成为现实，并对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9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有效地吸纳系统外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实现以资本扩张带动业务扩张、规模扩张和效益扩张。”外资的介入，既是中国传媒业国际化的重要表征，有利于新闻传媒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存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和受众市场的竞争关系问题，需要传媒研究界在应对策略上予以关注和探讨。面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绩效。岳芃在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事传媒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5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在博士论文选题中，我让她把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产业组织理论的原理和传媒产业的发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传媒产业的绩效问题。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之后，她在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研究，形成了这本书稿。通读书稿，我认为该书稿有以下特点：1.选题视角新颖。把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传媒产业有机结合。在对传媒产业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方法具体评价大众传媒产业的经济绩效，分析影响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提高的制约因素，进而探索提高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的可行性政策选择。2．研究方法的交叉性。本书稿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综合运用多种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经济绩效问题。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制度与传媒产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考察影响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绩效的制度变革因素。运用“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运用产业经济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评价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的基本思路和评价指标。在对中国大众传媒产业总体经济绩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主要子产业——广播、电视及报纸产业的经济绩效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3．结论具有新意。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在“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下阐明了“一级政府一级媒体”这一体制对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大众传媒产业主体的市场行为以及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通过市场结构分析，指出行政性垄断是导致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低下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变革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和传媒监管模式。同时重新定位了大众传媒产业的传媒管理政策和监管体制的政策重点和监管方式。4．研究框架清晰。全书按照“理论—实践—政策“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三个层面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在对国内外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形成、发展的演化历史，探讨了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以“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为中心，建立了分析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的基本框架。在实践层面上，基于“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分别对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主要子产业——广播、电视及报纸产业的经济绩效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从市场结构理论出发，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自然垄断市场的结构特征对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比较了不同的传媒垄断市场对传媒行为及其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在政策层面上，围绕着提高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这一核心，提出了提高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经济绩效的产业组织、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的改革思路。传媒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传媒产业将会出现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近年来在这一领域逐渐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而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中比较好的一本。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以及传媒产业的研究提供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为序。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保平谨序2010年2月8日于西北大学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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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传播与媒体社会责任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Media蒋建国
2011-07-01
978-7-5161-0117-9
276千字
消费文化 媒体（新闻） 文化传播 社会责任 研究 中国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传媒领域的低俗化、同质化、偶像化、碎片化和单向化现象有不断蔓延之势，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已经严重到影响先进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本书通过对传媒消费主义的具体分析，指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媒体应担当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引导媒体、社会公众抵制传媒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提出大力弘扬先进文化提供具体的对策思路，并为政府、传媒管理机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进而推动新时期我国的传媒文化和先进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