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方长春
2015-01-01
978-7-5161-5377-2
227千字
社会转型期 社会阶层 研究 中国
周晓虹2012年,凭借南京大学“985”三期建设工程和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资助,我们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推出了《孙本文文集》(十卷本)、《柯象峰文选》(一卷本)和《乔启明文选》(一卷本),将1949年前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最有代表性的几位社会学家的著作重要刊印于世;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推出了《紫金社会学论丛》(十五卷本),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暨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中,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教授们最主要的学术论文集结成册。当时,我们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套丛书,就是80余年来(自然其中有30年的断裂)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主要精华之所在。”参见周晓虹《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锻造与延续》,《紫金社会学论丛(代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样的叙述,是想表明我们欲图通过这两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及其前身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金陵大学社会学系80余年的精神传承和学术成就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和展示。我们为前辈们的成就而骄傲,也为吾辈自己的努力而欣慰。但是,我们没有忘记,除了过去,我们还有未来。所谓我们还有未来,是指人类社会的繁衍、运行和进步不会完结,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我们就会对探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行为的奥秘怀有浓郁的热情和不懈的兴趣;所谓我们还有未来,是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刚刚开始,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落后得太久,因而我们对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想法非常真切,我们深信我们现在的尝试即所谓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会没有自身的价值;所谓我们还有未来,是指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学院,她的数十位教师及更多的后来者们都立志继续以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研究为自己终生的志业,他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但他们同样抱负宏大、目光深远。我们还有未来,决定了我们不会停止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讲授、我们的写作,也决定了我们有必要将上述80余年的社会学学科历史延续下去。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继续努力:继2004年和2008年在教育部主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学科评估中取得社会学学科全国第五名和并列第三名的成绩之后,2012年我们又进了一步,在第三次学科评估中取得了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2013年我们主持的“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社会建设培养复合型创新性人才”项目,获得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次;2014年,在刚刚结束的“江苏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第一期成果评估中,我们又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并顺利进入第二期建设立项学科之列。这一切既说明了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没有停步,也为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继续合作,出版这套以个人原创首发为主的《紫金社会学文库》提供了基础。出版《紫金社会学文库》目的是为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教师们尤其是年轻的博士们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提供一个优质平台。长期以来,从事社会科学的教师们尤其是年轻的教师们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十分困难,他们用几年的时间写出的学术著作包括一些颇具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常常因为这一困难而束之高阁,无缘与更多读者见面。这不仅耗费了他们的心血,耽误了他们的职称晋升和个人进步,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学科内部的良性竞争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为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决定在出版《紫金社会学论丛》之后,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遴选本学院包括优秀博士论文在内的社会学学术著作,出版《紫金社会学文库》。我们希望《紫金社会学文库》的出版不仅使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及其学术共同体能够获得进一步锻造和延续的机会,也使得处在社会转型与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听到我们或浑厚或清脆的声音。
杨斌
2010-11-01
978-7-5004-9218-4
204千字
农村 男性 边缘群体 婚姻问题 研究 贵州省
《农村男性弱势群体的婚姻边缘化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是一部关于研究农村婚姻边缘化问题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贵州农村婚姻边缘化男性弱势群体的基本情况与类型划分、贵州农村男性弱势群体婚姻边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贵州农村婚姻边缘化男性弱势群体的社会影响等七章内容。《农村男性弱势群体的婚姻边缘化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付义荣
2016-06-01
978-7-5161-8310-6
175千字
民工 言语 研究 中国
经30余年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然而,农民工群体的这种代际分化并未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使用和社会认同上。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都会说普通话与老家话,且能根据交际环境的不同自如地运用这两种语体。一般而言,他们在外部交际中使用普通话,而在内部交际中使用老家话。新老农民工如此使用语言,与他们对城市或农村的认同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缘于普通话可以方便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甚至能拓展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空间,而老家话则有助于他们维持与老乡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在孤立无援时获得难得的社会支持或情感慰藉。在此,普通话并不是城市社会的标识,老家话亦不是农村社会的标识,新老农民工对普通话或老家话的使用更多地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表达社会认同的需要。实际上,农民工一开始就未确立对城市或农村的认同,即便发展至新生代这里,情况也未有明显的好转,这也预示着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将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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