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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与供给结构的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and Supply Structure王钰
2020-07-01
978-7-5203-1686-6
208千字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关系 经济结构 研究
本书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依据中国制度变迁的时点和经济周期的划分，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切分，并重点对199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基于供给结构进行了分解，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机理、过程和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获得了1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结构性问题凸显。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经过系统研究，分析了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先表现为波动性降低，再分周期逐步表现为增长获得了稳定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变。（2）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分权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企业形成投资偏好后博弈均衡的结果，而非一般均衡的产物。地方政府在乘数—加速原理作用下，企业在“干中学”和“模仿—套利”机制作用下，形成较强的投资偏好，并在财政政策的直接参与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下，促进投资不断增加。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本身具有投入的不可逆性以及资本快速深化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作用，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过度投资的结果都将导致“投资悖论”现象的出现。（3）从供给结构角度侧重分析了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明显地发现，虽然随着经济的平稳增长，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慢于增加值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改进较快，可以有效地支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改进则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未来三次产业的进一步优化。从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其投入的增长率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现出粗放的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呈现一定的波动状态，但从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看，技术进步是正的。而通过对技术进步来源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规模和效率，缺乏纯技术进步，说明没有发生创新驱动。（4）在未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利用信贷扩张引诱投资，导致物质资本跨期错配，使局部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需的大量减少，有整体性产能过剩的趋势；投资的“干中学”招致了模仿套利和过度竞争，压抑了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缺少创新型人才产生的机制和环境，使创新基础薄弱。（5）中国选择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扩大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也是追赶型国家受初始要素禀赋的制约、突破“贫困陷阱”的要求，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间过程。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全和不均衡，后端的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前端的要素市场仍未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处于指令或半指令状态，同时市场化改革快于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在不健全的制度和不完善的市场中，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使要素偏离市场机制而配置。此外，在可竞争的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却缺少规范的竞争秩序，使市场的协作性降低，恶性竞争加剧，使过度进入的企业被压制在极小的利润空间中，古典式竞争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受阻。因此建议：未来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协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关系，加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本书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研究”（12&ZD038）和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减排目标的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14BJL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定额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后备学科带头人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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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七大“陷阱”：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和我们的思考
王灵桂,张中元
2017-10-01
978-7-5203-1326-1
229千字
中国经济 经济可持续发展 研究
蔡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社会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自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需要做出很多新的抉择。特别是，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基本判断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体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应对来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国际、国防等方面的各种挑战，学术界应该具有足够的忧患意识，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对于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描述以及面对的挑战，学术界可以用多种方法论和方法进行探索，其中，有两种方式常常被采纳，从而提出一些值得讨论的命题。一种方式是按照实证性的传统对发展阶段做出判断和描述，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去寻求其历史参照和相应的借鉴。例如，经济学家客观地描述过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学者们一般也以更为实证的研究予以呼应。正如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在歌词中问道：“需要走过多少条路，一个人终能长大成熟？”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要翻山越岭、爬沟过坎，柳暗花明又一村。根据相关的历史经验，揭示出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关口是不能回避的，哪些转折点必须跨越，对政策制订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针对一个二元经济发展如何进入新阶段，并由此转向具有新古典特征的增长阶段，我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历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崭新情况，特别是人口转变到达的新阶段，在多年前做出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类型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判断一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现在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的认同。或许正是那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对于人们认识后来确认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做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的准备。另一种方式是遵循相对规范性的传统，对社会和决策者提出具有警示性的预言。研究者和讨论者一般是以规范研究的方式参与。王灵桂和张中元所著《跨越七大“陷阱”——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和我们的思考》，针对的就是这种研究。本书介绍了社会上或学术界流传的诸多以“陷阱”为名的概念，包括“中等收入陷阱”、“梅佐乔诺陷阱”、“去工业化陷阱”、“比较优势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并做出了作者自己的思考。这些冠之以“陷阱”的说法，虽然也包括了若干经济学家讨论的实证性命题，但多数属于规范性学术传统的内容。或许有的学者对这类关于“陷阱”的概括不以为然，认为是一些研究者在造概念，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然而，概念作为思维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构筑单位，是理论家把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抽象，意图最终概括成理论的一个工具。因而，造概念也就是进行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过程。经济学家在形成相对成熟或成体系的理论之前，常常把现实中的观察结果提炼为一些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就是依据的这个道理。至于哗众取宠之说，如果提出的问题的确有意义，抛砖引玉而启发更多同行参与讨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当然，我绝不是说中国必然或者有很大的概率，会陷入上述一个、两个、若干个或所有“陷阱”。而且，作者书中所列举并放在一起思考的这些“陷阱”概念，跨越了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不同领域，每种概括在认知的成熟度上也差异颇大。但是，它们在一个问题上具有共同点，从而使本研究具有价值。那就是这种种“陷阱”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面临问题所具有的或大或小的针对性，从而具有启示性。也就是说，如果从未雨绸缪或者预则立、不预则废的立场出发，本书值得一读，特别是值得由此引发读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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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研究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康珂
2017-10-01
978-7-5203-0535-8
254千字
产业结构调整 研究
本书跳出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奥地利学派知识分立、市场过程、企业家、动态效率等理论为分析工具，以一个新的思路，从一个更贴近真实市场运行的视角，对产业结构调整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对市场主导产业结构调整机理之分析，指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问题是“知识问题”，论证这一问题只有在竞争性市场过程中通过价格机制对企业家的激励、促进企业家发现才能得以解决。这一过程不存在“市场失灵”,也是政府无法模拟和替代的。竞争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价格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有效制度。政府可在制度供给、公共产品、稳定预期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增进市场机能，而不宜干预结构调整的市场过程。通过重新考察和评价日本“二战”后各时期的产业政策，指出日本成功的原因不是政府主导，而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本书弥补了现有文献对产业结构调整机制进行深入学理性分析较少的缺陷，有助于澄清人们长期以来的认识误区，为中国反思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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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经济新论：基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视野
孙希有
2015-03-01
978-7-5161-5775-6
257千字
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战略 研究
本书的理论开启点是基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书中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思维不仅仅是经济流动性发展的元叙事战略，也是人类主义发展的元叙事战略；不仅仅是从经济效益角度注重了发展问题，而且是从人类整体效益角度注重了发展问题，这是更宏大的视野和发展胸怀。本书提出，经济是靠流动才能存在和发展的。没有流动，就没有经济。经济的流动，就是要素的流动。要素的流动，才有经济的发展。整体与全局的发展，都是由于某些区域的领先发展，并由领先发展区域的开放与要素、能量的输出、扩散而引起的。本书把这一切归于流量经济概念范畴之内。流量经济理论定义是本书作者2000年初独创的。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启示，作者在本书中将其原提出的流量经济理论与实践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对原有的流量经济要素及要素内涵也进行了新的补充和完善，提出了“八个流量经济要素”和“强流动”“弱流动”两个分类定义。本书得出的结论性观点是：从理论内涵上看，全球具有研究流动性经济发展的理论都处于支持“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状态，而“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就是对流动性经济理论的实践验证。为此，本书再次独创了至少两个以上的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思维的经济发展新理论，即“增长决堤律理论”和“差序增长极律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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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史纲
刘德成
2016-05-01
978-7-5161-8470-7
229千字
财政史 中国 税收管理 经济史 中国
财税史学以过去的财税事实为研究对象，而财政学以现实的财税问题为研究对象，两者看似毫无关联，其实不然。南宋著名学者叶适说:“财者，今日之大事，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戈德沙伊德(Rudolf Goldscheid)在《解决财政问题的社会学方法》一文中指出:“财政历史学、财政社会学和财政统计学是三大支柱，每一个支柱都能够支撑与现实相联系的公共财政理论。”两位学者尽管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肯定了财税史学与财政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就一个完整的财政学科体系而言，财税史学与财政学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基于完善财政学科体系的考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一些高校财政学本科专业相继开设了《中国财税史》课程，教学内容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构建较为合理的教学内容，就成了中国财政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认为，财税史学是横跨历史学和财政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因此，财税史学具有历史学与财政学的双重属性。从科学研究角度看，无论是“历史学的财税史”，还是“财政学的财税史”，都具有一致的基本特性即实证性，因为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并深入分析历史资料，财税史学才有立足之本。但是，从教育教学角度看，由于历史学专业与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不同，“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基本任务也有所区别。前者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全面、准确地分析历史材料，还原财税史实;后者的基本任务则是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去分析财税史实，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现实财税实践服务。这就意味着“历史学的财税史”与“财政学的财税史”的教学内容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对于“历史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对于“财政学的财税史”，史料辨析则无太大的必要，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那么，到底该如何构建适应财政学本科专业需要的教学内容?笔者认为，教学内容的构建应遵循如下原则:其一是“简”。中国财税史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但课程内容不必太多、太杂，只须“简”。“简”，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高标准，因为简化了的内容其实是精心筛选的结果，是应该具有框架性、引领性的。其二是“整”。课程内容一经选定，就要尽量将具体财税史实的前因后果等表述完整，力避课程内容碎片化。其三是“通”。“通”就是通古今之变，即课程内容要反映中国财税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本书就是遵循上述原则撰写的。因为突出“简”、“整”、“通”，所以，本书书名定为《中国财税史纲》。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财税史教学内容的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刘德成2016年5月